开中制之有利于山西、陕西商人之崛起，张正明、田培栋等人的既有研究已经揭示了这一点。(65) 只是笔者认为有关开中制的兴废确实关系到山、陕商人活动地点的转移，而相关论述仍嫌不足，故仍有进一步申说的必要。明政府为了确保守边军队的粮食供应，实行开中制。开中法的基本形式是：户部根据边防或所需纳粮地区官员的报告，经向皇帝奏准，榜示纳中米粮的地点和仓口，公布上纳米粮额数及所中盐运司的盐引额数。上纳米粮的商人根据户部榜示的开中则例，自行选择所报中的盐运司，然后到指定的仓口报中，上纳米粮。仓口官给予仓钞，再由管粮郎中填发勘合，商人据此到指定的盐运司比兑，由盐运司指定盐场支取盐货，运至指定的行盐府县发卖。(66) 在这种制度下，纳粮获得盐引是关键，“是故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地，自艺菽粟，自筑墩台，自立保伍，岁时屡丰，菽粟屡盈”。(67) 山西、陕西商人或就近籴粮上纳，或就地屯种粮食上纳，有地近和地利之便。因此早期无论是边地还是支盐的淮、浙地区的盐商均以山陕商人特别是陕西商人实力最为雄厚。文献中有关山陕商人活跃于开中制的事例甚多。万历时曾任延绥巡抚的涂宗浚就曾总结以前的开中制说，官方“召集山西商人认淮、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前去江南投司，领引发卖”。(68) 其时运粮运茶到边镇换取盐引的陕西商人，大多是三原、泾阳县商人。很明显，山陕商人的兴起与开中制有着密切关系。如果本色开中制正常运行，山陕商人无疑会维持这种优势。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改边境纳粮中盐为运司纳银中盐。叶淇变法后，“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空虚”。(69) 论者通常认为纳粮开中从此结束，山陕商人由此纷纷移居淮、浙。实际上改为在运司纳银后，边储空虚，明廷又于嘉靖八年恢复纳粮开中制。万历《明会典》卷三四《盐法通例》开中条载：“(嘉靖)八年议准，今后各边开中淮、浙等引盐，俱要查照旧例，召商上纳本色粮料草束，不许折纳银两。其商人自出财力，开垦边地，上纳引盐者听。”令典载之凿凿。所以嘉靖年间庞尚鹏说叶淇变法后，朝廷“寻复开中本色……故论者每归咎于淇，谓其废坏成法自改折色始，而不知自淇改废者，今已复其旧矣”。(70) 山陕商人确实有一个内移的过程，但与短时期实行的运司纳银制关系不太大。明中期起，势豪染指开中，商人纳粮后，坐候守支，获得盐货日益困难，要支盐就先要从势豪之手获得行盐资格的“窝”，或者到盐产地先行占窝。纳米中盐的开中法正常运作，纳粮边地，商人角逐于边地，山陕商人较之徽商有优势；开中法败坏，纳粮凭引，先要资格，商人角逐于上层甚至权力中央，徽商子弟身居要职者多，徽商较之山陕商人有优势，出资占窝，下场支盐，角逐于淮扬地方，徽商有地理之便，徽商也较山陕商人有优势，万历后期实行纲运法，山陕商人的不利地位更加明显。徽商在淮、浙盐场后来居上，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开中法于山陕商人兴起之重要。
    洪武、永乐年间，明廷先后设陕西秦州(后改名西宁)、洮州、河州、甘州以及四川雅州等茶马司，通过中茶法，以内地之茶易换西北少数民族的马。其基本方法是：由陕西巡抚并布政使出榜，召商交纳粮食或茶叶，商人于巡盐御史处登记挂号，获得买茶引凭，到产茶地方按茶引定额收买茶斤，运赴指定的茶马司，按三成或四成比例交茶，其余部分商人自行出售。(71) 宣德时，商人中茶后，到淮、浙地方支盐，到正统后即不再支盐。弘治三年，西宁、河西、洮州三茶马司召商中茶，每引100斤，每商30引，总数约100万斤，其中官收约40万斤，其余商人自卖。弘治十三年，延绥饥，召商交纳粮草，中茶400万斤。以后每年中茶通常为120万斤，嘉靖中有多达500万斤的，但只是偶尔为之。(72) 弘治、正德年间，督理马政杨一清改召商中茶法为召商买茶法。弘治十七年，杨一清先是用银1570余两，动用官夫运茶78820斤，后来考虑到官夫动用民力有限，“又经出给告示，招谕陕西等处商人买官茶五十万斤，以备明年招番之用”。尝试之后，便正式奏请朝廷，“自弘治十八年为始，听臣督同布、按二司官，出榜召谕山、陕等处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其价依原定，每一千斤给银五十两之数。每商所买，不得过一万斤。给与批文，每一千斤给小票一纸，挂号定限。听其自出资本，收买真细茶斤，自行雇脚转运……运至各该茶马司取获实收，赴臣查验明白，听给价银。仍行委廉干官员，分投于西宁、河州二卫，官为发卖，每处七八万斤至十万斤为止。价银官库收候，尽勾给商。如有盈余，下年辏给。”(73)《明史》卷八○《食货四》记载，到正德元年(1506)，杨一清又改为“商人不愿领价者，以半与商，令自卖”，后“遂着为例永行焉”。这种召商买茶法，由商人垫支资本，买茶运茶，交到茶马司，官方出售其中的大约百分之四十，以此给付商人茶款。这是由官方控制茶叶运销利益的方法，形式上与由商人自负盈亏茶叶运销的召商中茶法不同。但是，上述由官方售卖的茶叶数，以及杨一清在另一疏中所说“召商买茶，官贸其三之一，每岁茶五六十万斤，可得马万匹”(74) 来看，真正由官方出售的茶叶仅为百分之三四十，后来更改为一半由商人自留，这与召商中茶本质上并无区别。所以《明史》称杨一清的召商买茶仍为开中法。而无论召商买茶还是召商中茶，无论从上述杨一清所采用的办法，还是从杨一清疏中所说的“一人出本，百人为伙”的商人贩运茶叶的实际情形来估量，从事茶叶运销的应该是或者基本上是山陕商人。中茶交茶的地点在陕西境内的茶马司，买茶在产茶的汉中府，运茶更不出陕西境，山陕商人有着其他地域商人所没有的地理、人力、运输等方面的优势。可见，明政府实行的茶马法，特别是弘治年间实行的召商买茶法指定山陕商人为从业对象，也成为山陕商人兴起的一个有利因素。
    明廷实行禁海政策，片板不许下海。然而一味严禁，却始终收效不大。沿海商民铤而走险，冲破禁令，违法下海贸易，走私日本者称为“通番”，有人形容，所谓“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75) 在明廷的严厉控制下，违禁走私，要熟悉海路航道，要有资财打造通番大船，要就近组织商品货源，要有足够的航海人手，甚至要与官府有一定的关系，能够避开巡海官军的盘查，事发时有能力藏匿货物和通番人员等。这些条件，只有沿海之人特别是那些豪门巨室才能具备。《五杂俎》卷四《地部二》描述道：“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快捷方式，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夷国。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资，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以海商为主体的福建商帮，就是在严厉禁海而屡禁不止的正德、嘉靖时期在大规模的通番过程中形成的。隆庆元年明廷在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请下准许民间前往东西洋贸易，而对日贸易仍行严禁。其后东西洋贸易只在日本侵略朝鲜时一度再禁。在合法化的东西洋贸易中，“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76) 沿海商民大张旗鼓地满载丝绸、瓷器、书籍等江浙地区容易购买的商品，通过澳门、马尼拉等地的中转，源源输出到南洋乃至美洲、欧洲各国。福建、广东商帮恐怕就是在隆庆以后与南洋、拉丁美洲的空前规模的商品贸易中发展壮大的。东西洋贸易合法后，虽然对日贸易仍为非法，但走私日本的途径更多，通番的船只往往以前往东西洋的名义下海，等航行到一定水域后，又折向东航，客观上通番容易得多了。其通番的实况是：“今吴之苏、松，浙之宁、绍、温、台，闽之福、兴、泉、漳，广之惠、潮、琼、崖，驵狯之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77) 万历四十三年，浙江按察使说，浙江“年来贩番盛行”，甚至说“杭之人通国而思贩”，杭州知府说当地人“身既不死于波涛，心犹不死于行贩”。杭州以致流行谚语“贩番之人贩到死方休”。(78) 万历三十八年到四十二年，浙、闽沿海缉获了七起通番案，在已知走私者地域的两起案件中，涉及福建、浙江、南直隶三省域之人，主要是福建漳、泉人和浙江宁、绍、杭之人。(79)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福建商帮和浙江商帮也在明后期的违禁走私中得到了发展。明廷对外贸易政策上的缺陷，禁海则利于沿海走私，部分开禁则更使合法贸易和非法贸易难以界定，在这种政策下，内地商人始终缺乏与沿海商人平等竞争的条件和机会。这在清代的对外贸易政策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可以说，明代的海外贸易制度，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东南沿海各省商帮的兴起和发展。
    各地之兴起商帮，与当地人对待商业和从商的观念、态度等也有关系。同样的自然地理条件，同样的人多田少矛盾，并没有在同样的地区都产生商帮。这就还取决于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等因素。检查地方文献和相关记载可以发现，大凡兴起商帮之地，对于从商大多持肯定或赞扬等积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