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域商帮兴起的地域因素
    以上是就全国大背景而言。现在再看各地商帮兴起地的情形，也有促成商帮兴起的有利或特殊条件。
    徽商的家乡徽州。正德时人李东阳说：“徽俗以地狭齿繁，非籍庠校，必治生于外。”(33) 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志》更具体说明了当地自然条件之恶劣，人民米食之艰难。万历《歙志·货殖》称：“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矣。”经商成了求生存的唯一出路。万历时福建人谢肇淛干脆认为徽州人与福建人经商因为人多田少，他说：“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诚有不可解者，盖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则射利之途愈广故也。”(34) 嘉靖时歙县黄氏族谱称当地，“田少无以给耕者，而齿日蕃……非其乐为商也，其势不家食也”。(35) 自然条件恶劣，外出经商已成谋生的必然之势。嘉靖时昆山人归有光认为，歙县多山地狭薄，不敷食用，“以故多贾”，(36) 又说徽州“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故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明末歙县知县王佐说，该县“居山麓，地鲜平畴，竭土之毛，不敷日给，故民皆逐末糊口于四方”。(37) 明末休宁人金声，也多次提到其家乡自然条件恶劣，经商是必然之势。或称，“郡邑处万山，如鼠在穴。土瘠田狭，能以生业着于地者，什不获一，苟而家食，则可立而视其死，其势不得不散而求食于四方。于是乎移民而出，非生而善贾也”。又称，“新安土瘠民聚，人浮于地数十倍，居则坐困，其势不得不迫而奔走四方”。又称，“新安不幸土瘠地狭，能以生业着于土者什不获一，其势必不能坐而家食，故其足迹常遍天下”。(38) 金声作为当地人，一再强调休宁、歙县人经商是情势所迫，应该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徽州后来以至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徽商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兴起的。
    宁国商帮的兴起地与徽州毗邻，情形一如徽州。宁国地处皖东南丘陵地带，崇山峻岭，可耕地很少，其总体情形是，“宣、歙多山，荦确而少田，商贾于外者什七八”。(39) 商人最多的旌德县，顺治时的宁国知府佟赋伟说：“惟旌地狭山多，田土确，物产无几，故富者商而贸者工。”(40) 另一经商重地泾县，“缘江带河，在万山中”，(41) 光绪《泾县乡土志》云：“万山重叠，绝少平衍，人多田少。”清中期当地人朱珔说：“我邑率山居，土壤硗确，统计岁收仅给三月粮，非贸迁则衣食何由赡，往往离父母，远妻孥，冀获什一于通都大衢，盖有所不得已也。”(42) 同府的南陵县，多平原沃壤，而经商也远不如上述二县突出。由此可见，宁国商人外出经商也是因为家乡自然条件恶劣而选择的谋生之方。
    兴起山西商帮的晋南地区，同样地狭人稠。清人康基田认为人多地瘠正是晋南人多外出经商的原因，他说：“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43) 以出大商人著称的蒲州，出身于商贾之家的嘉、万时人张四维描述其家乡蒲州经商之风道：“吾蒲介在河曲，土狭而民多，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坊郭之民，分土而耕菑者，百室不能一焉，其挟轻赀牵车牛走四方者，则十室而九。”(44) 因为人多，明初朝廷就大规模将山西南部和东南部平阳、泽州、潞安之民移往外省。直到康熙时，平阳知府刘棨描写其辖境道：“平之为郡，地似腴而实瘠，民似劲而实柔。环顾境内，四匝皆山，土多硗确，荣、猗、蒲、解间稍平，又苦沮洳斥卤，河汾之水，冲决不常。”(45) 可见，人多田少，地土瘠薄，所产不敷食用，是山西商帮兴起的重要原因。
    陕西虽地土广袤，“地当九州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一”，但可耕地并不多，地产尤薄，故“闾阎贫窭，甚于他省”。(46) 而兴起商帮的那些地区，人田矛盾尤其突出。如同州，乾隆《同州府志·风俗》云：“南阻山，东滨河，中亘沙苑，树而不田，故各属之地，高而碍于耕锄，低者祸于冲崩，穷民苦衣食之不给，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而朝邑富人尤甲一郡焉。”再如经商成习的朝邑县，正德《乾邑县志》云：“幅员不及二百里，东有咸滩，西有盐池凹，南有沙苑，皆不可耕，可耕者才十分之二三，亘而又界河渭漆沮三水者，岁溢而善崩，溢彻没禾稼，崩乃数十年不遏田，以故朝邑民独贫。”因为耕作条件差，才通过经商起其家。乾隆《韩城县志》卷二《风俗》记载，韩城也是“地狭人多”，县北乃多“商贾之利”和“尚服贾者”。
    江西土瘠是出了名的。嘉靖、万历时期的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中说，江西一省，“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故其人内啬而外侈。地饶竹、箭、金、漆、铜、锡，然仅仅物之所有，取之不足更费，独陶人窑缶之器为天下利。九江据上流，人趋市利。南、饶、广信，阜裕胜于建、袁，以多行贾，而瑞、临、吉安尤称富足。南、赣谷林深邃，实商贾入粤之要区也”。描述了江西人经商的原因和条件。稍晚的王士性也在其《广志绎》中说：“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三省中，江西人稠地狭最为突出。他还说：“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俭而安简朴，盖为齿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47) 同时期人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四《地部二》中认为，江西人之所以贫，就在于“其地瘠也”。江西人在明代大规模移往湖广、云南等地，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弘治时丘濬就说：“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48) 地方文献中有关江西吉安、抚州和临江等商贾之地人多地瘠的描述更为常见。
    福建也多属人多田瘠之区。杭州人张瀚是这样说的：“福州会城及建宁、福宁，以江浙为藩篱，东南抱海，西北联山，山川秀美，土沃人稠。地饶荔、挺、橘、柚，海物惟错，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汀、漳人悍嗜利，不若邵、延淳简。而兴、泉地产尤丰，若文物之盛，则甲于海内矣。”(49) 似乎自然条件不差，但万历时的福建晋江人何乔远则说：古田，“田获一岁，地瘠难以蓄众，壮者往往佣四方，鄙朴而勤力。四民之中，工商阙二，坐是无所得金银”。福清，“背山面海，多舄卤，颇有海舶之利。其人刚劲尚气，四方杂处，学不遂则弃之习文法吏事，不则行贾于四方矣，以其财饶他邑”。泉州，“沿海之民，鱼虾赢蛤多于羹稻，悬岛绝屿以网罟为耕耘。附山之民，垦辟硗确，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地狭人稠，行贾寡出疆，仰粟于外，上吴越而下东广……行而南，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资用，而其地俭于田畴”。建阳，“书坊之书盛天下……其泉氿洌，可以酿，其酿行东南”。松溪，“其民宠俭，商贾而有恒业”。延平，“民惮远出为商贾，无他役作而勤耕耨”。将乐，“其民多技而好胜，乡有苎布之利，喜于为商，或流侈靡而无实”。永定，“僻壤也……民田作之外辄工贾”。莆田，“行贾之人，金陵为盛”。邵武，“地狭民众，财源鲜薄”。建宁，“土地膏腴，专有鱼、杉、油漆、苎麻之利，以通商贾”。海澄，“有番舶之饶，行者入海，居者附资。或得窭子弃儿，养如所出，长使通夷，其存亡无所患苦，犀象、玳瑁、胡椒、苏木、沈檀之属，麇然而至”。(50) 万历时有官僚指出：“闽省土窄人稠，五谷稀少，边海人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51) 崇祯年间，兵部尚书题奏，“至于漳泉之民，以海为生，缘闽地甚窄，觅利于陆地者无门，而洋利甚大”。(52) 清初的蓝鼎元说：“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53) 清代嘉庆年间的福建巡抚汪志伊是如此评价他管辖下的“八闽”大地的：闽省负山环海，地狭人稠。延(平)、建(宁)、汀(州)、邵(武)四府，地据上游，山多田少；福(州)、兴(化)、(福)宁、泉(州)、漳(州)五府，地当海滨，土瘠民贫，漳州、泉州尤甚。
    合观明后期张瀚、何乔远和清前期蓝鼎元、汪志伊等人所言，我们大致可以了解福建各地的自然概况，各府县人经商的原因、条件以及特点，福建同样人多地瘠，经商成为谋生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