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徽州人。嘉靖、万历时的徽州人汪道昆在其《太函集》中曾不厌其烦地表达其家乡人的贾儒观，如说“休歙右贾而左儒，直以九章当六籍”，“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歙县“居民左农而右儒”，“里俗左儒而右贾”，“吾乡左儒右贾，喜厚利而薄名高”，新安“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或者以商人之口充分肯定经商的作用等于业儒，如说“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夫儒为名高，贾为厚利”。徽商自我标榜：“士商异术而同志，以雍行之艺，而崇士君子之行，又奚必缝章而后为士也。”(80) 万历时徽州人吴时行在论到其兄长的经商行为时说：“丈夫苟得行其志，即什一自可，何必儒冠。”(81) 结合徽商自己对经商的认识，汪、吴等人所言当是现实的反映。明中期在南京一带经营的歙县黄大志说：“四民之业虽殊，可通济，商之逐未能损利以济人，孳孳奚为哉！”(82) 嘉靖时人徽州休宁商许文篆之兄慰藉曰：“得丧命也，显晦时也。干萤老蠹中，活埋无限英雄，岂必腰青纡紫，乃称丈夫乎！”(83) 万历时在苏州、江淮间经商的徽商程绣与其妻子商量是否应该休学经商时，其妻说：“世安有丈夫七尺而墨守蠹鱼，又安有骏马千里而恋恋栈豆为者，且父命也，子决矣。”(84) 婺源商人李大圻弃儒从贾时说：“丈夫志四方，何者非吾所当为，即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85) 明末学者休宁人金声甚至说，“故俗大都以其黠无赖者出贾，而其钝无能者乃坐而读书”。(86) 世家大族应该与经营活动保持距离，可徽州歙、休宁两县，“以俗业贾，日筹子母……其大家亦习于筹子母”，甚至士大夫家因“皆筹子计母，不脱商贾气习”，(87) 士大夫不脱商贾习气，引致外地人的讥笑。明末小说更形容“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88) 说明代徽州人“薄名高”则未必，说他们“喜厚利”却如实。说他们“左儒右贾”，“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不免夸张，但在徽州人看来，商业等同于农业，为谋生、为致富、为了子孙能够读书发达，业商甚至可以等同于业儒，业商并不下贱可耻，业儒业商，可以并举，可以相代若践更，迭相为用，可以互利互益，可以互相转换，只是视需要而已。这与江浙那些书香门第世代诗礼传家，科举世家唯以括帖为务，有着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清初小说描写：“徽州俗例，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89) 到了一定年纪，出门学做生意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俗例，而且出门经商者多为机灵之人，而在家读书攻举业者则多为钝拙无能者。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出门经商而且相习成风，也就极为自然。
    再看洞庭山人。明天启时苏州人文震孟说，洞庭东西山人是“计然之策行而诗书之道绌”，“右程卓而轻邹鲁”。(90) 清初当地人吴一蜚说明代洞庭人“以商贾为本计，而以读书为末务”。(91) 明中期后洞庭商人名声大振，但凭借资财因而科举登第者罕闻，多少与他们不重视科考有关。嘉靖时“名满天下”的东山商人翁参据说读书明大义，但不乐训诂，尝自叹：“与而曹一把握操作数，能纵横天下哉！”(92) 其弟翁赞也说：“男儿志在四方，区区匏系何为乎？”(93) 其孙翁启明更说：“男子举事，须当世用，宁苦吟学圃，课虚则有乎？”(94) 他们似乎意识到读书未必有大出息，而经商更能成就大事业。如果他们坚持走科考之路，兴许也能探杏折桂，走上仕途。而直到清中期，苏州府附郭三县，“读书之家稍自给者，更不以封殖为学殖累”，“市民室鲜盖藏，日逐蝇头为朝夕计，乡民则力田捕鱼佣作操舟而外，罕有携数百金贸迁于外者”。(95) 除了太湖中的洞庭东西山，当地所谓从商者只是那些牙人经纪和开店设铺的坐贾，而少有从事大规模长途贩运的行商。只要有可能，绝“不以封殖为学殖累”，这与洞庭商人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
    再看山西人。清雍正二年(1724)，山西学政刘于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雍正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属可笑。”(96) 既称积习，当由来已久，明代晋商与徽商齐名，其重商习气更甚于徽商。光绪时山西太谷人刘大鹏说，“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竞弃儒而贾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97) 又说：“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98) 这种情形，在江南、安徽桐城等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陕西人也是如此。隆庆、万历时的郭正域说：“秦俗以商贩为业，即士类不讳持筹。”(99) 张瀚说其地“自昔多贾”。对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秦地多富商大贾，流风遗韵，看来陕西出商帮，是有其风俗传统根基的。
    前述福建泉州安平人“庆著鬻财”、“安平不讳贾”，显然以营商为正当光大之生业。
    绍兴人也以外出谋生为尚。万历时王士性在《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说：“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雍正初年，浙江巡抚李卫上奏说，绍兴人“凡有黠才能事之辈，多不肯安居本籍，俱远出在外，其在本地土著，大抵无他技能”。(100) 虽是说得清初情形，然由明人所言观之，其出外风习自明已然，而且细究语意，当地人实以外出为能，其来有自。
    正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社会条件下，全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大背景，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形，各地商帮先后兴起了。
    综上所述，明代中后期，商品生产的日益发展，商品流通的愈形发达，为各地商人集团的兴起或产生提供了经济发展背景；明代中后期交通条件的改观，有利于大规模远距离的商品贩运，也为单个商人成帮经营提出了现实要求，从而加速各地商帮的兴起；明代中期起白银逐步货币化，从而改变了传统支付手段，提高了结算效率，推进和刺激了商品的大规模流通，为商帮群体的产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明朝商业税率偏轻或相形变轻，降低了商人的商业经营成本，有利于商人实力的增加和商人集团的产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发达，商业经济的神奇力量日见功效，社会各阶层对商人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也为商人集团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商帮形成的极为有利的全国大背景。与此同时，各地的商品生产特点，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产品结构，明廷的边防边贸和对外政策，各地的风土人情对待经商的态度等各种因素，使得各地先后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帮。具体说来，明代中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特别是蚕桑丝绸、棉花棉布生产形成专门化和区域化的特点，为徽州、山陕、洞庭、闽粤等商人从事长途贩运棉布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少地区人多田少或地瘠不足食用，人田矛盾较为突出，而大多又多土特产品或者特色商品生产发达，地利优势和谋生的需求推动着地域商人集团的兴起。国家在成化末年以前实行纳粮边地、支盐运销的开中法，对于地处边地的山西、陕西商人的崛起有利，弘治年间由纳粮边地改为纳银运司则有利于徽州盐商势力的扩大；而在西北边地实行中茶易马的茶马贸易，同样对山西、陕西商人的兴起有利；对外先实行禁海后又部分开海的政策，则对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商人的兴起有利。各地民众对于商业的不同观念、不同做法，也成为有无商帮兴起的重要因素。明代中后期各地地域商帮的产生，正是其时各地自然条件、商品生产特点、国家的经济和对外政策以及人们的社会观念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商帮的兴起，正是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的具体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