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禁止侵犯他人商标权
    《元和县示禁保护沈丹桂堂碑》表明清政府对商标侵权的处置。“据沈立芳呈称：身祖世安遗制白玉膏丹，有沈丹桂堂招牌图记为凭，历在台治临顿路，小日珲桥开张发兑，专治裙疯廉疮，一切肿毒等症，应验驰名。近有无耻之徒，假冒本堂牌记，或换字同音，混私射利，粘呈牌记，叩求示禁等情。”元和县下达禁示，“自示之后，如有棍徒敢于假冒沈丹桂堂图记以及换字同音混卖者，许即指名禀县，以凭提究。”[7] 575保护商标所有权是近代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这项规定体现了我国传统商业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4.安置失地居民
    市政设施往往需要占用农夫的土地，使农夫赖以为生的基础丧失，优先安置他们已纳入政府的视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元吴二县会同示谕兴隆桥渡口由顾凤山等承值摆渡不许棍徒掺杂碑》中说：因为葑门外北三十一都一图地方，业经由官买作通商场，该图居民顾凤山等百余家，顿失生业，男女丁口，不下千人，断有仳离之款。迭据该乡民等禀奉抚宪暨关藩道宪批饬筹议，当由本二县会详，准令顾凤山等于兴隆桥堍设立渡船，并自韩家坟以东至灵官庙迤南密渡桥一带粪段，亦归该乡民等承倒。所有脚夫驳运等事，并准顾凤山等承值，以免失所，而示体恤，详奉各宪批饬照办。嗣据纱厂总管王勉以该处民渡船小，时虞倾覆，由厂自造渡船一只，专摆厂内工人，禀经吴县批准给示在案。兹据顾凤山等以厂中所造渡船，现由身等出资租用，所有女工房及坑厕下脚钱文，亦已议明立据。嗣后概归身等永远安业，并无纠葛。禀求会同示谕，并生命倒粪一项议定界址：西至韩家坟，东至灵官庙，北至城根，南尽租界等情前来。除批示外，合行示谕，为此示仰该处地保及诸色人等知悉：尔等须知，顾凤山等在该处承值摆渡，粪段脚夫等项，业经详奏上宪照准，其纱厂自造专摆厂内工人之渡船，已由该民人等出资租用。所有厂内女工房及坑厕下脚钱文，亦经议明立据，永远安业。自示之后，倘有棍徒藉端阻扰霸占搀夺情事，许即指名禀县，以凭提究。地保容隐，察出并处。[4] 319这里体现了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安置。立碑成为地方官府制定地方法规的基本形式。
    5.处理公共事务
    有关环境协调、公共卫生等社会事务往往需要政府发挥其积极作用。乾隆二年(1737)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提出了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思维。
    光绪十四年(1888)《长洲县永禁在太子码头摆设粪缸开挖尿槽碑》也注意到公共卫生问题。“民人俞云山、陈森全、张阿炳禀称：身等前因乡民在太子码头北前摆设粪缸，开挖尿槽，当经禀蒙前宪出示严禁在案。巨该乡民等只图利己，不顾害人，仍复摆设粪缸尿槽，违抗不遵。”官府意识到“仍前摆设粪槽，不惟居民触秽致病，且太子码头为各宪经临之所，理宜清肃。”[4] 316
    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二十八日《吴县示禁清理张广泗桥附近摊柜以防火灾而通水埠碑》中说：“桥之泗堍，向均有起水埠头，现在西南角一水埠，今春为沈万兴鸡鸭店搭出柜台，占住水路，西北角之水埠为糖果摊子及垃圾堆满，仅剩东北及东南两埠可通行走，桥面也为摊棚所占，只剩狭路。火起之时，尚不肯拆，以致南北往来，极为拥挤。后□之合，水龙不能在张广桥水埠取水，转向皋桥及泰伯庙□汲取，舍近求远，殊形不便。现值中东市上下塘被灾后，瓦砾堆积，街衢阻□，已由绅等募资□轮香善局督工，挑出城外，并拟将张广桥四旁水埠出清垃圾修好□□，以通水路，而复旧规。惟沈万兴搭出之柜台，必须拆进屋内，桥面桥堍所摆摊棚，必须一律拆去，方可动工。”早在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就有里绅王沾禀上书：张广桥聚贤楼茶馆侵僭水弄，硬阻出入，而桥上搭盖芦席摊棚，举火作灶，阻碍行旅。直至光绪二十年才正式颁令：“自示之后，该桥堍四旁不准摆出柜台，桥面桥堍亦不准摆摊搭棚，以防水灾而通水埠，倘敢不遵，许该处地保指名禀县，以凭提究押拆，地保徇隐，察出并处不贷，其各凛遵毋违。”[4] 662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是尽量减少灾害损失的重要前提，官府出面才能产生效果。
    光绪二十七年(1901)《吴县等会衔给示永禁在泰伯庙桥两旁摆设店摊有碍行途碑》说，当地官员联名：“苏郡阊门内泰伯庙桥，古名至德庙桥。宋乾道初建，前明及国朝屡经修造，惟日久势将倾圮。上年职等募资重修，由永善堂经办，禀蒙会衔示谕在案。自闰八月初五日动工，至十一月工竣，一应工料，共支洋一千八十四元六角，均系善士捐助。其不敷之款，由余元、仁和、顺康三□分匀摊出。除将收支各款清账另行刊石征信外，查城内皋桥、都亭桥等处，均已搭棚盖屋，开设各项店铺，并摆蔬果、鱼肉等摊，占□桥梁。缘有善堂按月收租，踞为利薮，以致桥面仅剩狭路，来往行人拥挤不堪，时有剪绺挖包、失窃物件情事，吴人莫不痛恨。惟现修之泰伯庙桥，两旁空阔，向无店摊，职等恐将来地保人等，得受私贿，任人搭棚盖屋，摆设店摊，复耸令善堂出面收租，内通渔利，有碍行途，易滋小窃。为此环求会同颁给印示，勒石永禁等情。”为此示禁，“自示之后，永不准在该桥面两旁搭棚盖屋，摆设店摊，倘有贿通地保，耸令善堂出面收租渔利，有碍行途情事，定当提案严惩押拆，决不稍宽。”[4] 320官府及时出面规划是避免商业秩序混乱的前提，有时还应尽量做在前面，否则就需要做更大的手术，付出的成本势必更高。这种成本有时还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可能导致小偷猖獗、社会风气败坏等恶果。
    由于商业的繁荣，苏州出现了一批附着于各行业，专以敲诈勒索为生的地棍、恶霸。《太仓州奉宪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中显示：清政府十分重视海商管理，因为“出口商船俱属身家殷实，而舵水人等俱有年貌、籍贯，各有保人，由县结报，始准给照驾驶，而出入海口，又系层层盘诘，诚如藩宪钧批：非同内河船只，随处揽载，漫无稽查者比。”乾隆年间，出海口浏河镇“不意忽有游棍江三和、许永裕、张永吉、马合顺等呈县创设海埠，勒索牙用，复私举吴县游民马琮培、毛砚伟充当。”海埠被批准建立，商人在上完税课，下还水脚之外，还被节外抽收每两银三分，于是联名上告，赢得官府支持。颁布告示：“永不许奸徒游棍借词创增海埠，希图扣收牙用射利，累商滋事，各宜永久遵行。”[7] 596又如《苏州府示谕枫桥米市斛力碑》反映了地棍借建会馆为名敲诈勒索的现象：“在楚贩米回苏，在枫镇经行发卖，向给斛力，每石米五合，今有乐自新、王齐兴、张路九、郭太和等，以建立会馆为名，设立巡船，聚集匪累，无船不索，无货不抽，遂至米无人斛，船不能留，米价腾贵。”“在楚贩米”为业的苏州洞庭会馆上告苏州府，并获官给示：“该船户倘敢借端啃勒不遵，一经访闻，或被告发，定即按名严拿究办，决不姑宽。”[7] 599对于那些依仗各种名义勒索商民的行为，官府的严厉取缔是至为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