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地方官员对于风俗的记录中，经常提到所谓“健讼”之风，研究法律史的学者，如滋贺秀三、寺田浩明、岸本美绪、夫马进以及黄宗智等人，以这些材料为依据，指出清代百姓将民事纠纷诉之于官府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注：参见《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关于健讼的原因，一些学者从大的背景入手，认为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上述几位日本学者则从社会经济状况、司法审判制度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
    笔者以为，清代的健讼现象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即便从字面上理解，也不能单纯地解释为诉讼的频繁发生。无论是不满于健讼的官员的心态，还是健讼行为的根源、现实表现和影响，都反映了清代法律与社会的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谨以健讼之人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为例进行一些分析。
    一、清代官员对健讼的看法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清代官员那里，并非所有的诉讼行为都被称作健讼。因此，要说明什么是健讼，首先要说明在他们心目中什么是正当的诉讼。
    中国传统社会有着特殊的调整方式，使得很多纠纷不必通过司法程序就能得到解决。这些调整方式虽然没有国家强制力作为保证，但是同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实施。
    调整方式之一是礼。礼是儒家倡导的对人际关系的一种规范，“礼不仅设定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最高行为的和道德的标准，也为社会各阶级、阶层规制了一般的行为规范和是非观念”（注：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第一编第一章，法律出版社1997年。）。宋代以后，程、朱等理学家还把它与自然秩序联系在一起，认为礼是顺应天理的，因此也是必须遵守的。“最广义的礼，即是理、即是义”。“理、义或礼不但包括古代圣贤的教导、制度化的礼仪，而且还包括与经书中的原则相符的习俗、惯行、人情、良知等内容”（注：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九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调整方式之二是习惯。不同的习惯影响的范围不同，如，家族中有家法族规，规定了成员所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违者由家长、族长处罚。各行各业都有行规（手工业、商店、行会等），师傅可以责罚徒弟。僧道则受寺院清规戒律的约束。秘密社会都有规条，帮会头目有权责罚成员，甚至处死（注：参见[英]S·斯普林克尔《清代法制导论》第七、八、九、十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此外还有一些在较大范围内被遵守的习惯，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礼与习惯之间互有交叉，由于儒学长期占据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习惯中人际关系方面的规定深受礼的影响，而符合礼的种种作法也经常被看成是习惯。在礼和习惯的调整规范下，中国人较少涉足诉讼，大多数纠纷都通过调解在法庭外解决。具体说来，家族成员之间的冲突，首先投告家长、族长，由他们调停，作出仲裁或判决。家族以外的纠纷，通常由邻里、里老及地方绅士调停解决。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民不打官司，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了泄愤，或调解无效，往往不得已而打官司”（注：瞿同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中外法学》（京）1998年第4期。）。“而国家权力通过约每二十万人左右就设置一名的州县地方官（亲民官）直接向人民敞开着诉讼的门户，在此人口范围内每月平均可有千份以上的诉状提交给地方官”（注：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191页；第218页。）。用夫马进的话来说就是“诉讼的大量存在是制度保障使然”（注：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191页；第218页。）。
    那么，在法律以外的社会调整方式十分发达，官府又有义务受理诉讼的情况下，到底什么样的现象被官员们称为健讼呢？康熙末年曾任浙江省会稽县知县的张我观的看法可以作为参考。他说：“独是告诉呈词，乃民间被抑含冤，情不能已之事……本县于每日收受词状一百数十余纸，即焚膏批阅，其间或有片纸率书字迹潦草，或有叙述情节语句支离，或有田地婚姻一无所凭，或有原被证佐并不列名，或架重大之情而枉听，或摅琐屑之事而渎呈，或一事而进数十之续词，或一词而赘无干之节略，或翻旧案而捏造新题，或代旁人而称为切已，大都影响，不少虚词，究之实迹真情十无一二。”（注：张我观《覆瓮集》刑名卷一，转引自《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尾注。）
    从这段话来看，张我观认为百姓将纠纷诉诸公堂，应该是出于“被抑含冤，情不能已”，而且所呈状词必须是“实迹真情”，否则就有健讼之嫌。光绪年间，湖北恩施人樊增祥曾历任（署）陕西几个县的知县，后又任（署）陕西、浙江、江苏等省按察使与布政使，所遗《樊山批判》与《樊山政书》中有大量审理民事纠纷的判牍，涉及了他心目中健讼的各种表现形式。有趣的是。这些形式在张我观的描述中均能找到对应。如：轻讼，即“摅琐屑之事而渎呈”；刁讼，即“架重大之情而枉听”；缠讼，即“一事而进数十之续词”；唆讼，即“代旁人而称为切己”。
    在官员们看来，健讼之人是害群之马，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更令他们不安的是，这些人不仅插手一般的民间讼事，而且关心“公共事务”，特别是那些“代旁人而称为切己”的唆讼之人，经常是“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挑动乃至替人出头呈控、扛帮做证、代写状词，矛头有时直指地方的司法行政，甚至质疑官员的施政状况。这一点，在清代“漕讼”中有明显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