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健讼之人与漕讼
    在清代，有八个省份承载着号称“天庾正供”的漕粮。漕粮有正米、耗米之分。除正耗之外，还有各种附加税，如芦席、楞木松板、运丁行粮、漕项钱粮、漕粮赠贴、漕耗银米、水脚银。（注：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四章，中华书局1995年。）这些附加税是国家规定的，此外还存在种种浮收。
    浮收当中有一些是约定俗成的，也就是所谓陋规。根据同治初年浙江地方官员戴槃的记载，在征收过程中，“查州县办漕，有修仓、搭篷、纸张、油烛之费，有仓夫、斗级、漕记、差役饭食之费”。自漕粮海运之后，又有“内河运米水脚交兑、夫船耗米之费，有交米书役在沪等候之费”（注：戴槃《征收漕粮改定耗余记》，《浙西减漕纪略》，同治戊辰。）。总的来说，“州县办漕，各用款林立，添一事即增一费，兴一利更多一弊”（注：戴槃《裁漕粮浮收记》，《浙西减漕纪略》。）。在兑运过程中，“从来河运之时，旗丁向州县索费，各州县势不能不向花户浮收，各省兑漕除给帮漕截外，州县津贴多寡不同，乃有所谓帮费者”（注：戴槃《裁海运津贴记》，《浙西减漕纪略》。）。随着漕务的敝坏，浮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以帮费为例，“查浙省各帮从前贴费尚轻，道光年间旗丁积累愈重，需索愈繁，长途挽运，凡有用项，皆欲取给于州县，是以帮费年增一年，每兑米一石，自数百文起至干余文不等”。漕粮改为海运之后，因运道通畅，节费不少，旗丁勒索州县之事不再成为问题，但是百姓的负担并没有减少，这是因为“帮费除而津贴之名起”（注：戴槃《裁海运津贴记》，《浙西减漕纪略》。）。“是以耗米仍照旧征收而浮收之米并未稍减也”（注：戴槃《裁漕粮浮收记》，《浙西减漕纪略》。）。
    在某种意义上，漕粮海运带来的津贴之名扰害花户更重，这首先是因为津贴以钱计算，百姓交纳津贴时需要将粮出售换成钱，因此，当粮价发生不利于他们的变化时，便亏折甚多。而比钱价变化对百姓更不利的是，津贴为州县官员的浮收大开方便之门。漕粮河运时，州县官员就有勒折之举（在额定折征之外逼迫百姓将粮折为钱的行为），“夫农民完米岁有常供，而州县勒折例所必禁。近数十年来，有漕州县固费用日增，米款不能多加，遂勒民间完折。其在米价昂贵之时以钱计米，浮收固多于米，至值谷贱伤农之岁，有以一倍而完至数倍者，民更不堪其累”。只因悬有厉禁，官员还有所惧怕。但是，“自咸丰三年改海运以来，漕项之外又加津贴”（注：戴槃《征收漕粮改完本色记》，《浙西减漕纪略》。），有津贴之名保护，官员们便无所顾忌，放胆浮收，而百姓则倍加艰难。所谓“收米浮收折更浮”，“自有津贴而折色若为正用”，官员尝到折色的甜头，“几忘民间所以供之于上者乃漕粮也”（注：戴槃《裁漕粮浮收记》，《浙西减漕纪略》。）。
    浮收当中还有一部分并非常项，只是因官吏人等的需索而设，这些对于花户来讲，可说是无妄之灾。除了这些明目张胆的浮收之外，州县还有很多榨取花户的隐蔽手法，让花户有苦难言。其一是对上交的粮食百般挑剔，“民米到仓，虽洁净干圆，记书总嫌米丑……及再换米，刁难如故”（注：光绪《漕运全书》卷八十一。）。数次之后，花户不胜其烦，只好甘愿接受不合理的折扣。其二是当花户运粮到仓时拒不受兑，“稽留以花消其食用，呈验以狼藉其颗粒”（注：《清仁宗实录》卷四十，嘉庆四年三月丁卯。），以便于勒索浮费。
    漕粮负担如此之重，漕务弊端如此之多，民间自然花样百出，以求规避。在漕赋独重的江苏、浙江两省，花户中有所谓大、小户之分。大户和小户本来是以交粮多少来区别的，后来渐渐发展成为以势力大小来区别。大户能够得到官府减免漕粮的优待，小户不但不能得到减免，还要承担大户减免下来的漕粮负担。“漕务积弊，其不公者莫如大、小户之分，自缙绅之家以至刁生劣监好讼包揽之辈，往往与州县相持，非特不能多收，甚则升合不足，于是摊之民户，惟所诛求漫无定限，大率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短价。”（注：戴槃《征收漕粮改定耗余记》，《浙西减漕纪略》，同治戊辰。）即便是朝廷开恩，普遍蠲免漕粮的时候，小户得到的好处也大大少于大户。咸丰九年十一月，常熟开仓价折六三四，“小户只恩减一分”，大户则“分优劣，定短长”，“大小户之甘苦，不啻霄壤也”（注：《漏网喁鱼集》。）。
    大户不但短交，而且包揽小户的漕粮。道光六年江苏巡抚陶澍奏报：“大约富豪之家与稍有势力者，皆为大户……每于开征之始，（大户）兜收花户由单，以同姓为一家，集零户为总户。一经揽收入手，或丑米挜交，或挂筹短数，或任意迁延。挨至漕船紧迫时，勾通吏胥，不呈由单，硬开户名包交。呼朋引类，昼夜喧呶。稍不遂意，非逞凶闹仓，即连名捏控不休，竟有田无一亩而包揽数百石者。”（注：转引自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98页，中华书局1995年。）小户迫于交粮手续的繁杂和交粮过程中的勒索，也自然而然地去依附于大户，结果是“大户日多，小户日少，其势遂偏重焉，而莫能挽回”（注：戴槃《征收漕粮改定耗余记》，《浙西减漕纪略》，同治戊辰。）。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小户依附大户，没有依附大户的小户就要承担更多的漕粮，于是，一方面是官府能收到的漕粮日益减少，另一方面是漕粮负担日益不均。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能够与官府“相持”的“大户”中，除了那些有钱有势之人外，还有“好讼包揽之辈”，也就是那些健讼之人。段光清对此记录得比较详细，“乃海盐则更有绅户、衿户、讼户等名目。绅户者，出仕之家也，绅户出米，每担并不交足一担；衿户，生监之家也，每担仅交足一担；讼户，从前有讼至县，县不能治，于收漕时许交本色米几担，后遂为例”。原来，讼户以官府不能理讼为由，不交折色，只交本色。于是，“每临收漕，县署必有人报盗案、贼案者，若非立时往勘，以究虚实，亦交本色米若干担不休”。收漕之时，正是州县官员焦头烂额之际，他们往往做不到“立时往勘，以究虚实”，于是“讼户”减负的目的就达到了。讼户依靠其健讼的本事，还能够减少交本色米时浮收的数额，“或一担加一斗，或一担加二斗不等，而漕粮非一担收至两担以外，不能运到京师”，所以较之普通花户，“讼户”的负担实际上少了许多。（注：《镜湖自撰年谱》。）道光年间两江总督蒋攸铦对绅户、衿户和讼户的描述与段光清不同，但其中的好讼包揽之人更加气势逼人，“缙绅之米谓之衿米，举贡生监之米谓之科米，素好兴讼之米，谓之讼米。此三项内，缙绅之米仅止不能多收，其刁生劣监、好讼包揽之辈，非但不能多收，即升合不足，米色潮杂，亦不敢驳斥，并有无能州县虚收给串，坐吃漕规，以图买静就安，遂致狡黠之徒视为利薮，成群包揽，讦讼不休，州县受制于刁衿讼棍，仍取偿于弱户良民”（注：蒋攸铦《拟更定漕政章程疏》，《清经世文编》漕运上。）。
    州县官员对健讼之人如此忍让，甚至允许他们在自己的浮收中分一杯羹，不仅因为他们会以讼事为由找麻烦，而且因为他们会挑动他人或带头出面告官抗粮，即所谓“漕讼”，后一点尤为官员所惧怕。更何况其中一些人不但控于府县，而且把官司打到京城去，且这种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段光清记载，“浙西漕务弊坏，自地方官作俑，渐而绅衿阻碍漕规，又渐而讼户诈官抗粮，更有刁民出而京控，藉此永不还粮”。他曾耳闻一件京控案，告状人被解回原籍质讯，由臬司发府委员问供。因告状人自称童生，委员曰：“我出一对，‘君子怀刑’，尔可对之。”该委员以为此四字可以对他起到警示作用，谁知该生毫不惧怕，对曰：“禽兽偪人。”表示对官府压榨百姓的极端愤慨。连段光清都不得不承认，虽然“其风俗之刁诈如此，然骂做官人可谓切实矣”。段光清也有过审理漕粮京控案的亲身经历。在他任浙江臬司时，有一京控案解司，他亲自讯问。告状人是嘉善人，段光清问：“尔等控钱粮浮收，自己究无应还钱粮，不过代人家抗粮耳。包抗钱粮，汝肯纳乎？”告状人以问作答：“为浮收故不肯纳，若免浮收，岂敢不纳天家正供？”段光清又道：“尔既肯纳，自家应纳册名先自开出，我再取嘉善县册来对，设非汝自家应还册名，则先办汝也。”一面写信给嘉善县，嘱其令户书带粮册来省。段光清知道告状人的本意是任凭杭州府审过几堂，不能结案，就可以取保出去，漕粮也可以应允不完，因此要他先完粮。次日再问时，段光清先令司书将嘉善县粮册对清，发现告状人所开册名没有错误，但记录有八年未完钱粮。于是问他：“尔前言正供宜完，自然八年皆同完也。”告状人不语，过了许久反问道：“正供宜完，浮收宜办何罪？”段光清回答：“是实浮收，自应办罪，但尔八年不完，浮收从何到手？汝将八年应完正耗完清，余于汝亦可从轻发落，不然，先将汝收禁矣。或汝执有浮收凭据，余可严办县书。”其实，段光清知道不会有什么凭据，因为漕粮收兑是一笔糊涂帐，这是各级官员心知肚明之事，所以“自来县书从不敢到府质对，问案委员亦从不调县书来质对”，也正因如此，漕讼之案多不能终结，而漕粮亦多虚悬无着。在这个案件中，段光清软硬兼施的办法发生了作用，“粮既完清，案亦结矣”（注：《镜湖自撰年谱》。）。他为此非常得意。但是，漕讼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而从普遍情况来看，地方官员中像段光清这样熟悉行政司法的人并不多，他们不能相机行事，或过于强硬，或过于软弱，所以漕讼层出不穷，其中的一些甚至发展成重案（注：《镜湖自撰年谱》。）。
    漕讼中的主使人和积极参与者多半是读书人，这是蒋攸铦把刁生劣监与好讼包揽之辈归为一类的原因。除了知书识字，比普通百姓更有能力打官司之外，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是他们的护符。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江、浙两地的生员，因为这两处在清代是科举大省，所谓秀才是宰相根苗，士子的地位较高，他们对于官府更是不大放在眼里。（注：《镜湖自撰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