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讼之人在公共事务中的复杂面相有着深刻的原因。其一，在传统社会中，法的出发点不是权利，它本质上只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工具，官府允许百姓利用法律的唯一形式就是向他们诉冤情求恩典，因此，健讼之人插手公共事务的行为不可能是合法的，而是理所当然地被打上了“唆讼”的标签。再加上官官相护等体制上的原因，健讼之人往往要从官府的腐败入手，来争取权益的改进，为了能够在上控乃至京控中准状，他们常用的方法是捏造重情，因此，又总是有“刁讼”的嫌疑。其二，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人们普遍存在“厌讼”心理，这反而使健讼之人凸显其强势，对普通百姓构成威胁，因此他们大多没有良好的社会形象。道光年间陕西凤翔知府邱煌说，“良民畏讼，莠民不畏讼”。这是因为：“谨愿者无事不屈，黠且悍者无事不伸，以言语伤人，以势力胁人，以厚貌欺人，虽自知其曲而不惮于讼。州县讼不解则讼之府，府讼不解则讼之司道，司道讼不解则讼之督抚，督抚讼不解则讼之京师，至京师而情伪歧出，失其本真，虽有皋陶不能穷诘，且督抚总核一省之讼而不暇遍为听，京之三法司总核天下之讼，愈不暇遍为听。况讼经载，其隐情必深，其机谋必幻，其株连必众，其事绪必纷，其布置早定。调一卷提一人，近者数日，远者数十日。诛一胥，纠一吏，少则累及数员，多则累及数十员。纵能洞烛奸邪，实有不易平反之势。即力为平反，而谨愿者已不胜困惫矣。彼黠且奸者见此事之不数存也，益肆行无忌，吓诈良民。在一邑则一邑畏之，在一郡则一郡畏之，否则从而效之。”（注：《府判录存》之路德序。）其三，在传统政治中，司法没有独立性，它是从属于行政职能的，更与人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法、术、势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分离过。因此，健讼之人所依靠的往往不是现代法律所强调的正义与公平，而是权术与势力。樊增祥在一份呈词上这样批示：“本县去年因恃符扛讼者太多，禀奉抚宪批示，凡职员军功到堂，不将执照保札呈验者一经问涉虚诬，照平民一例笞押。”（注：《樊山批判》卷九，批雷畏三呈词。）他在另一份呈词上批示：“大约每一州县，各有刁劣绅衿倚刀笔为饭具。地方官之老实者则受其欺制，混帐者则倚为爪牙，而公正者弗与交通，或少加钤束，则彼即挟愤诬告，上官稍不及察，或将本官薄加谯让，则若辈之气焰愈盛，官威替而民害亦愈深矣。”（注：《樊山政书》卷十七，批华州褚牧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