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代以校勘成名家者颇不乏人。迨至清乾嘉时期，朴学大兴，校勘之学趋于鼎盛，校勘大家迭出，校勘名著众多，成就斐然。就校勘方法而言，前代学者在校勘古籍的实践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尝试使用多种不同的方法，但缺乏对这些基本原则和方法进行系统归纳和概括。因此，当1931年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称《校勘学释例》--以下简称《释例》）出版后，学界为之震惊。孙楷第评论说：“《元典章释例》捧阅再三，体大思精，盖为绝学，读之忻惊无似！清儒校勘最精，从无开示体例如公之此书所为者。”[1]而胡适则称之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认为“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 [2]
    《校勘学释例》的问世，使古籍校勘结束了自然、随意的状态，有了准确的理论指导，特别是校勘方法论，贯通古今，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陈垣的校勘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校勘学释例》卷6之《校法四例》和《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中。《校法四例》包括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四种，虽然是校勘《元典章》一书所用的方法，但基本上是对历代校勘方法的归纳和总结，因此一经提出，很快为学术界所接受和认可。在这四种方法之外，又有集校、汇校等提法，但集校和汇校不是独立的校勘方法，而是出校的一种方式。
    “校法四例”堪称是中国古籍校勘方法论的科学概括，是陈垣校勘学的精义所在。
    一、对校法的方法和原则
    在校勘实践中，这四种校勘方法不是孤立使用的，在不同条件下，在不同工作阶段，可以使用其中一种，也可以同时使用其中几种，对此陈垣有详细的分析和说明。
    对校是要校出底本、祖本或别本的异同，是一个获得异文资料、发现错误的过程。陈垣解释说：“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有非对校决不知其误者，以其文义表面上无误可疑也”，“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3]
    陈垣强调：“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3]他认为在校勘四法中，对校法是第一位的，这是他在校勘实践中的深切体会。在“校法四例”中，陈垣指出有两种情况非用对校不可。第一种：“有非对校决不知其误者，以其文义表面上无可疑也。”如沈刻《元典章》之“刑部”卷1页5“延祐四年正月”，元刻本作“闰正月”。又如同 一页“大德三年三月”，元刻本作“五月”。[3]只看字句表面，没有版本之间的对校 ，不可能知道错误在哪里。
    第二种：“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如沈刻《元典章》之“户部”卷7页12“每月五十五日”，元刻本作“每五月十五日”。又如“兵部”卷3页7“该六十二日奏”，元刻本作“六月二十日奏”。[3]文中的错误很容易发现，但如果没有版本之间 的对校，则无法知道错在何处，搞不清是五日还是十五日，是六日还是十二日。由此可 以看出对校的重要性。对校是校勘过程中必须经过的步骤，必须使用的方法。
    《释例》中强调对校的地方很多。如“误连上下文例”说：“又有两段或两段之间，中有脱文，遂至两条混为一条，非发现脱文，不知其症结何在”。[3]发现脱文只能靠对校。又如卷5：“所误为元时所有之地名，而未指明隶属，则非用对校法，莫知其误 。”还有：“地名误作非地名，有时亦非对校不可。”涉及书籍内容的具体方面，也只 有靠对校才能发现并解决问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