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垣提出的校勘四法中，胡适于对校法最为赞赏，推崇备至。胡适说：“我要指出援庵先生的《元典章校补》及《释例》有可以永久作为校勘学的模范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后得了元刻本，然后用元人的刻本来校元人的书；他拚得用极笨的死功夫，所以能有绝大的成绩。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对校，标出了所有的异文，然后用诸本互校，广求证据，定其是非，使我们得一个最好的、最近于祖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据，然后推求今本所以致误之由，作为‘误例’四十二条，所以他的‘ 例’都是已证实的通例：是校后归纳所得的说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据。”“如阙文 ，如错简，如倒叶，如不经见的人名、地名，或不经见的古字、俗字，均非对校无从猜 想。故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2]胡适认为“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 陈垣也认为对校最为可靠，他曾说：“校勘当先用对校法。”又说：“他校费力而未必 中，不如对校之省力而得其真。”[4]他晚年在《关于徐氏庖言》一文中，又曾说过“ 理校不如对校稳当”的话。[5]可见他对对校的重视，校勘古籍不能越过这个步骤。
    但是，陈垣并没有把对校的作用绝对化，这同胡适的观点是有较大区别的（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由于对校法的主旨在于“校异同，不校是非”，其局限性是明显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得到原作者的底稿，所见到的多是较早的传本，甚至是普通的本子，所以对校虽能发现异同，但有时难以判断正误。古籍校勘的目的应该是改正错误，存真复原，还古籍本来面目，仅仅用对校一种方法是很难完成任务的。
    二、对校与版本分析与选择
    对校中版本是关键。陈垣认为版本的种类、时代、优劣，直接关系到校勘工作能否成功。他在《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中强调“校书当蓄异本”，并举清人赵绍祖《通鉴注商》为例。《晋书》卷65《王导传》有一句话：“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为 司马光《资治通鉴》所引用。赵绍祖认为《资治通鉴》引用错误，“江河之异”应作“ 江山之异”。赵绍祖根据的是明监本、汲古阁本和清殿本《晋书》，而时代更早的宋刻 本《晋书》确实作“江河之异”。陈垣感慨地说：“赵君既诬《通鉴》，又诬胡注，皆 株守一书，不讲求版本之过。”[4]
    陈垣强调校勘不仅要广蓄异本，而且要充分利用古本和善本。一般而言，一种古籍的版本当然是多多益善，版本越多，可供比较的各种异文资料也越多。但校勘要讲究版本质量，古本、善本对于校勘的作用更大，一部古本或善本，可能比十部普通的版本还要有价值。能否搜求到好版本，关系到校勘工作的成败，因此陈垣说：“对校贵有佳本。”如校勘《元典章》，尽管陈垣很早就有意于此，但由于没有得到理想的版本，迟迟未能进行。直到1925年在故宫发现元刻本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并最终完成。如果没有元刻本，这一校勘工作很难顺利完成，更谈不上取得成功了。也正因为有了元刻本，陈垣才能够校出沈刻本的那么多错误，从而完成校勘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陈垣虽然重视古本和善本，但他从不迷信宋元旧版，从不认为宋元旧版一切都好。对于时代稍晚的版本，只要印校俱精，他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肯定，这和清代一些校勘学家有很大不同。他校《元典章》时，发现元刻本的一些错误已经沈刻本纠正，因此特写出“元本误字经沈刻改正不校例”一条，肯定了沈刻本的贡献和价值。又如他在《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中，指出宋本误而明本不误的地方多处，也即此意。总之，他既强调宋元旧版在校勘中的重要作用，又不过分迷信。
    陈垣特别重视分析版本源流，依据版本系统考察版本的流传过程，这对校勘有重要的意义。如他分析《资治通鉴》的版本源流时说：“若不论其支派，而论其单传，则元祐杭州本为祖本，绍兴初余姚覆刻元祐本，为第一传；元至元初燕京兴文 署覆刻绍兴本，为第二传；元末临海刻胡注，即用兴文署正文，为第三传；清嘉庆末鄱 阳胡氏重雕胡注，为第四传。”[4]对版本的分析研究，就是对各种异文资料的分析研 究，是校勘前的重要准备工作。没有对版本系统、版本源流的分析，则会以孙为祖，以 流为源，越校越乱，反而无所适从。异文材料的渊源和构成清楚了，才能决定取舍，判 断正误，分析致误原因，得出正确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