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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范文澜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地位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河北学刊》 陈其泰 参加讨论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幸逢时会,形成了高峰迭起、群星灿烂的局面。无论是新历史考证学, 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五四前后至 20年代末以李大钊、郭沫若为代表的创始和奠基,到三四十年代得到壮大,并逐步成为史学 发展的主流,同时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学者。新中国成立,更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主导地位。 直至今天,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之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 导 ,并以开放、进取的心态,学习西方进步学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遗产,因而显示出蓬勃的 生机和光明的前途。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特别是沿着创立和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前进,是20世纪史学最有意义而又影响最为深远的内容。范 文澜正是对这一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由此决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并且形成了他鲜明的学术个性。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新阶段的出色代表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项艰巨而宏大的事业。它的主要内涵,是要做 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恰当地结合,深刻地阐发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特 点。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 等已经自觉地为此作出成效卓著的努力。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在此之前 ,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卓越奠基者。他于1929年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 一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史,证明中国并非“国情特殊”,中国社会同样经历了人类社会 普遍经历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加上郭沫若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的成就,便奠定了 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坚实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回答人类 社会的共同规律在中国表现为怎样的具体形式,即推进到如实地、深刻地说明普遍规律与特 殊规律二者的结合。正像对革命家来说,做到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是根本问题一样 ,在史学研究中,做到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恰当地结合,也是史学家的根本任务。从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全局言,唯物史观的传播和运用,使史学跃进到一个新阶段。以往的史 学 ,虽然有诸多成就,并且有好的史著在观点上提出了一些进步的见解,弥足珍贵;但从总体 上说,旧时代的史家,对于历史演进的原因、历史前进的动力、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混沌模 糊的。旧史充斥着神意史观、循环史观或复古史观,或者以圣贤的意志,或是拿政治的、心 理的、文化的甚至是纯粹偶然性的原因解释历史的变迁。唯物史观却透过对种种复杂现象的 分析,破天荒地发现了如下真理:人类历史演进的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归根结底是由于物质生产发展程度及其变化所制约和推动 的;并且,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 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唯物史观从各种社 会关系中找出最基本的关系--生产关系,并提出它是由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决定的,生产关 系的总和构成了经济形态的概念,而人民群众为了改变自己社会存在的条件进行的斗争推动 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这样,唯物史观阐明的基本原理就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秘密 ,使史学摆脱了用神意的或偶然的因素任意解释的混沌状态,使它成为科学。以唯物史观指 导史学研究,标志着20世纪中国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产生了质的飞跃。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 义史学家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阐明普遍真理与特殊规律二者的结合,则 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大力开拓、发展显著的新阶段,内容十分丰富,而范文澜便 是这一阶段的出色代表。
    二、《中国通史简编》:20世纪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范文澜以他25年心血浇灌,成功地撰成的通史著作,在唯物史观的运用上达到了阐述人类 社会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二者结合的更高层次,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因而当 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史学,历来以通史为最重要的著述形式,成就也最高。司马迁著《史记》,提出“通 古今之变”作为本人著史的主要任务和努力目标,要探究自“古”至“今”的历史,考察各 个时代在古今历史长河中如何“变”,并且整个贯通起来予以论述和评论,原始察终,见盛 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史记》成为不朽的著作 ,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通”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唐代杜佑著成典制体通史《通典》, 北宋司马光著成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南宋郑樵著成体现“会通”义旨的《通志》 ,都成为出色的史学名著。东汉的班固著《汉书》,虽然“断汉为史”,但他本人又明确地 提出“通古今”的要求,在十篇志中记载了有史以来各种典章制度的源流变化,因而《汉书 》成为与《史记》并称的纪传体杰作。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清代章学诚著《文史通义》 ,评论历代正史得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都鉴古衡今,突出地体现其通识。章学诚还 把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概括为“通史家风”,予以彰扬。清代考证史学名家赵翼所著《 廿二史紥记》,也凸显出其探究古今历史的重视通史的意识,故在其自序中表示着意于总 结“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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