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近代史》：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阶段
    《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5年在延安著成。这部著作的主要意义是：标志着近代史研究 进入了科学的阶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格局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 十年之久。在此以前，近代史领域的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的进步学者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 撰成的《中国近代史》，对主要事件有正确的评价，是可贵的创始之作；但是篇幅较小，内 容不够丰富。还有的则从唯心史观出发，任意曲解史实，美化侵略者。范文澜的著作，造端 宏大，材料新颖，依据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加以分析，系统地论述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演变 过程，侵略与反侵略、爱国与卖国的激烈斗争，恢复了近代史的本来面目，帮助人民认清帝 国主义和卖国势力是造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根本原因，激发人民进行英勇斗争 ，推翻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凶恶敌人和腐朽势力。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为迎接新中国成立而 奋斗的历史关头，认识这段历史是与当时进行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直接相联系的。因此许 多爱国青年读了范著《中国近代史》而奔向解放区，发挥了历史著作的巨大战斗作用。《中 国近代史》本来是范文澜撰著《中国通史简编》总计划中的一部分，所以两部著作有着密切 联系。诚如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所评价的：“前一部书试图用科学观点对 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作一番概述，它的印数累计达数百万册，成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必备的历史 读物。后一部书用新的历史观点给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它的某些看法长期影 响到学术界。它们的问世，过去了四十多年、五十年，至今提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们仍然要首先举出这两部分。这种情形，近乎绝无仅有。”
    范文澜的近代史著作完成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这一领域的研究，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 探索的广度和深度已有很大的拓展，这是很可喜的。不过，半个世纪来积累的经验，包括最 近若干年提供的经验一再证明：范文澜著作中所揭示出来的，自鸦片战争至人民共和国成立 110年间，中国历史的主线是人民大众英勇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历艰难曲折而不断高涨 、不断走向胜利，这一反映历史客观进程的真理性认识是不能改变的，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 持的。不错，近代史研究要不断创新，譬如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课题要作更深入的考察 ，以此更加深化对近代化进程的认识；对于社会结构、下层民众、区域经济和文化以至秘密 结社等等课题都应推进研究；对于一些历史事件、人物、思潮等应进一步作具体分析和全面 评价。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应以上述基本线索作为指导思想来进行，才能得出经得 起 历史事实考验的正确认识，而绝对不能以为“创新”就是要否定、推翻以往人们普遍接受的 结论。近代史研究又担负着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的任务。对于近代百年史如何认 识，是同对当前社会前进的方向，以至对世界政治格局如何由19世纪演变到今天、西方国家 对华政策如何演变到今天的正确认识直接相联系的，同在坚持对外开放之中发扬爱国精神和 民族正气相联系的，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因此，范文澜所揭示的中 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理论上的坚定性和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
    范文澜的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高度重视，他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范文澜走过 的成功道路，关键在于出色地做到了两项：第一，他的传统学术根柢深厚，而且善于吸收传 统文化中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成分，包括朴素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大同思想、民本 思想和民主意识等，这成为他后来接受唯物史观和从事创造性史学研究的基础。第二，范文 澜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抗日根据地的熔炉中学习的，并以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事实去对照、 检验，以自己的行动去体验。所以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精髓，并使之成为自己血肉的一部 分。他之所以能对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杰出贡献，撰写成多部影响 很大的成功巨著，其基本前提，是对理论有自觉的认识、严格的要求，并贯彻始终地为此努 力。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撰写之前，范文澜在理论上是有准备的。1940年所写《关于上 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阶段的分期，阐述西周封建 说的主张。他明确地提出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仅要说明中国历史进程符合唯物史观创始 人指出的人类社会共同经历的阶段，而且要全力总结出这种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 的特殊性。这段话，实际上是范文澜在延安时和解放后史学工作总的指导思想。至50年代， 他又精辟地概括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反对“貌似”。强调下苦功夫对具体问题 作具体分析，反复指出摘引经典著作的字句、贴标签式地生硬套用的做法的危害，指出它是 科学工作的大敌。范文澜揭示中国历史进程特点的成功例子甚多，其中影响很大的观点就是 关于汉民族形成的问题。他的分析和论断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赞同，是做到把普遍原理与中国 历史特点相结合的范例。这样结合，就是“神似”，不是“貌似”。中国史学历来重视“通 识”和通史的撰著。范文澜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而加以发展 ，提出写通史要做到“直通”、“旁通”和“会通”。把握好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精 确地具体地划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就是直通；分析一定社会阶段内，社会生活中各种现 象的互相联系和制约，考察一切矛盾的趋向和总和，最后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状况的根源，就 是旁通；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会通。并且，他希望全国史学工作者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 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或研究某一主题，局部性的研究越深入，综合性的通 史也就越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研究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促进局部 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项，达到写出高质量的通史的目的。这无疑是对通史编纂理论的发展。
    范文澜在理论上的坚定性和他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突出地表现在当教条化和“左” 的倾向盛行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坚决予以抵制。1959年以后，他针对当时高校和学术界 相当流行的“以论代史”、空洞地套用唯物史观的术语、不要史实，把历史进程的生动内容 变 成生硬公式的推演的错误倾向，一再在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和撰写文章，提出严肃的批评。 1961年4月，他发表《反对放空炮》一文，批评这种主观的、浮躁的有害学风，指出踏踏实 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要求让严肃的学风在学术界发扬起来。同年5月，他在一次重 要的学术会议上，严肃地批评史学界当时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 ，指出“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 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下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并 要求大家起来反对这种谬论，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当时，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都 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态度、抵制错误思潮的典范。对于戊戌维新运动的评价，也是检验理 论上是否成熟和坚定的试金石。在相当长时间内，思想界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要抬高革命 ，必须尽量贬低维新和改良，因此不敢对戊戌维新运动作出应有的积极评价，若讲到戊戌变 法事件，总是要迫不及待地贬责一通。对维新派人物梁启超的历史贡献也不敢作恰当肯定， 有的论者甚至认为梁启超于1915年策动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之举是“投机”。范文澜则一 贯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进步意义予以明确的肯定，尤其对其爱国性质和冲破封建专制、要求民 权，冲破满清禁例、争取民营工商业获得法律上的承认等进步作用作了积极评价，直至1958 年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大会上，提出戊戌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的论断，表现出非凡的胆识！而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这篇纲要式文章中，又对梁启 超的反袁行动评价说：“袁世凯宣布自己做皇帝。当时以梁启超为首的反帝制运动，立宪党 人站在最前线，革命派反而落后了。”这在当时同样是勇于抵制流行的各种貌似革命的见解 ，而作出的清醒、公正的评价，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近代史》书中，反对封建专制、争 取民主权利，批判闭关锁国、狭隘拒外，是全书主线之一。他称“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 一人”，20世纪80年代成为人所共知的警句。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四册终篇结束语 中，他由唐文化的繁荣谈到各国文化系统的重要性：“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 。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 愈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国所吸收，这种输入 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 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这段话写于1965年，处在“文革”前夕，可是范文澜这样鲜 明地提出反对闭关自守，主张对外开放、互相交流的思想，令我们读起来觉得好像写在粉碎 “四人帮”后改革、开放的年代一样，这正证明范文澜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他是一个热 诚的爱国者，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同时，民主、科学、开放、进取又构成了他的基 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