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字援庵，以下称字）先生一生治学，于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元史成就卓越，特别是《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通鉴胡注表微》等名作，折服学界，人皆称之为元史大家。其实，他还是一位清史大家，不仅是早期清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又是一集大成者。他一方面对清人的有关学术给予总结，建立了近代意义的史讳、年代、校勘等学科，另一方面在清史研究领域作出许多重要创获和贡献。本文拟就此对他的清史成就作一总结，以期有助于这一领域的研究。
    一、早期的清史研究与《柱下备忘录》的编纂
    援庵自幼受清学影响较深，清学影响来自两方面：即家族与学馆。其学虽无家承，直系家族中并无真正的读书人，但陈氏宗门内部不乏学者。清同治间，先辈陈焯“以一人独资之力，重刊武英殿二十四史附考证，版式古雅，以较殿本原刻尤为夺目，世称新会陈葄古堂本者，即其先德也”①。族人儒雅之风濡染了援庵。他12岁时，在学馆发现张之洞《书目答问》，“进而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几年中，又把这本书读了好几篇……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一良好的基础”②。《书目答问》、《四库提要》是清代两部重要的目录书。以后他潜心史学，阅读的第一部书是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并将这部书拆开，按“史法”、“史事”重新编卷，曰：“赵瓯北札记廿二史，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其自序云：‘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校勘，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所谓史法也。又云：‘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所谓史事也。今将原本史法之属隶于前，史事之属隶于后，各自分卷，以便检阅焉。”③又历数十年，反复钻研此书，于书中留下大量不同时代的批注，并自撰一联，曰：“百年史学推瓯北，万卷诗篇爱剑南。”在清学的诱导下，援庵步入了史学殿堂。
    援庵早年的清史研究，缘起于办报。他经常为《时事画报》、《震旦日报》撰写时论散文，搜集清朝官书里的排汉材料，借用清初掌故，议论时政，激发革命情绪，反抗满清政府。诸如《说满汉之界》、《国朝首请泯除满汉畛域者仁和杭堇甫先生》、《释奴才》、《满洲嫁娶仪》、《论政府对于浙人之恶感》、《对二十、二十一两日谕旨之舆论》、《调和满汉》等。他还将清代史料整理编辑成册，题曰《柱下备忘录》。1936年1月援庵接受北平《世界日报》记者茜频的采访，曾谈到了这部《柱下备忘录》。“首先他说明《柱下备忘录》的内容，这是清朝开国以来的掌故，依着年份编录成册，略同《啸亭杂录》，约有五六十万字，不过他对于材料选录很严格，而且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同时意义也很深长，很容易启发民族思想，可惜因为特别的缘故，一时不能刊行。当他说完这种内容的时候，搬出一尺多高的稿本，使我惊讶。”④
    1980年启功回忆说：“老师自己曾说，年轻时看清代的《十朝圣训》、《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书，把各书按条剪开，分类归并，称它为《柱下备忘录》，整理出的问题，即是已发表的《宁远堂丛录》。可惜只发表了几条，仅是全份材料的几百分之一。”⑤所言《宁远堂丛录》数条，即援庵于1925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周刊》发表的《奴才》、《武科》、《胡中藻案》和1933年在《辅仁美术月刊》发表的《查嗣庭轶事》、《许之渐轶事》、《何焯轶事》、《年羹尧轶事》、《钱名世轶事》、《方孝标方苞轶事》、《彭家屏轶事》等。《柱下备忘录》是援庵早年对清代史料的整理，亦是其清史研究的前期准备和基础工作。
    二、揭示宗教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关系
    清代政治多和宗教牵扯在一起，尤其是皇帝与宗室的宗教信仰，使政治与宗教互为利用，又由于宗教各派悉欲借朝廷扩大势力，千方百计用自己的教义理念影响政治，排斥其他教派。因此，随着政治与宗教关系的波动，各教派彼此势力亦发生了变化。援庵撰《汤若望与木忞》一文，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此文利用清初名僧木忞《北游集》与德人魏特撰《汤若望传》对读，结合清宫档案，驳正雍正禁《北游集》之谕旨，解答了世俗有关董妃身世、宫人殉葬、顺治出家与顺治火化等传说，并将汤若望与木忞作了比较研究，阐明清初天主教与佛教势力之消长。汤若望为外国传教士、天主教司铎，木忞为佛门高僧，二人同受顺治皇帝知遇，“均可谓千载一时”，“若论功绩，木陈对清廷，实无功绩可言”。而汤若望效力清廷二十年，功高勋卓，除治历法外，还善于谏诤，深得顺治信赖，言听计从。如议立嗣皇，汤氏力主康熙，遂一言而定，“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汤氏与木陈皆借助于顺治发展其宗教，天主与佛两教势力消长以顺治十四年秋冬之交为一大界限。顺治八年至十四年秋为汤氏势力，顺治十四年冬至十七年为木陈势力。“若望之势力，系个人独力支持，木陈等之势力，系数人接力继进”。若望以谏诤劝戒、感化顺治，使之恢复理性；而木陈等人则以吹捧，结交内侍，使顺治成为僧徒手中之物，“此两派势力消长之真相也”⑥。援庵撰此文，始用僧人语录为史料考史，“颇有新发见与新解释”⑦。
    《汤若望与木忞》一文发表后，援庵又发现许多和尚《语录》，于是又撰《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前者利用《憨璞语录》三部、《k1m403.jpg溪语录》二部、《玉林语录》三部，就木陈和尚入宫、结交内侍、太后参禅、董后住处、董后设灵处、景山大道场、董后火化、顺治出家、顺治火化、董后陟天道场与保姆灵前说法等宫廷秘事作了考证。后者对董妃的身世来历和帝后的火葬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董妃即顺治三弟博穆博果儿的夫人，满洲旗人，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绝不相干。并指出清初帝后仍保存有火葬遗俗。这两篇论文是对《汤若望与木忞》的补充，可“参互考校，足补前文之不足，证前文之不误”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