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手札与人事密切相关，有时一札牵涉多项人事，若考出书札年月，其他相关人事问题便迎刃而解。援庵《跋陈东塾与郑小谷书墨迹》，考证东塾书作于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并根据书札内容进一步推证东塾女阿娴及门生胡锡燕均卒于此年。粤籍学者伍绍棠于同治十三年续刻《粤雅堂丛书》，东塾建议将郑小谷所藏《汪氏律吕通解》刻入，现存续刻本有伍宗曜跋，宗曜卒于同治二年（1863）。援庵据此手札证出宗曜跋在先，十余年后方有续刻本。援庵的考证不仅订补清代人事，还能纠正有关著述之误。汪宗衍曾致函援庵，曰：“承示东塾与郑小谷书，由女娴之卒知胡锡燕亦卒于同治十一年。偶翻钱宾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大讲义）附表云：锡燕生于嘉庆十五年，卒于咸丰七年，年四十八，与东塾同庚。可疑。而东塾《汉儒通义》有咸丰八年七月锡燕跋，知钱说必误。则尊藏东塾书札足以补订记载者不少也。”（51）
    湖南省博物馆将所藏清代廉吏陈鹏年自书诗卷寄示援庵。援庵撰跋，介绍有关鹏年生平史料，曰：“陈鹏年，湘潭人……为人刚直不阿，为治务抑豪强、伸民隐，有包龙图、海忠介之风，故亦有‘陈青天’之目。”（52）因遭地方大吏所忌，罢官。他善书能诗，然其传世书法罕见，此自书诗卷作于康熙五十年（1711），至足珍贵。
    援庵访得清代学者凌廷堪（次仲）藏钱大昕（竹汀）、阮元（芸台）尺牍一册，“内有残札四页，有头无尾，据内容及笔迹，知为孙渊如札”。并为此札作跋，断定此由孙渊如（星衍）致凌廷堪，为嘉庆六年（1801）四五月所作，札中言及孙星衍与江永（慎修）、戴震（东原）、江藩（郑堂）、凌廷堪（次仲）等人对西方天文学的不同看法，曰：“后世之谈天有最不可通者，谓日大于地数倍，此西人之戏言，不过欲乱吾中法，而江慎修、戴东原笃信之，江郑堂及吾兄亦颇助其张目，要知古学天文与算法，截然两途。”（53）
    清史专家尹炎武曾将王鸿绪、李文田等名贤尺牍及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所藏清人书札目录抄寄援庵，曰：“上海文管会藏清代学者书札百廿家，公开展览，兹写一目奉寄。上次北江札中之秋塍，公所考出者，亦在其内。又北江踵实斋《史籍考略》著《抄辑之例》，前亦未闻。潘次耕托闽友刻《日知录》，致叹于三徐不能为而我为之。其他各札中零玑碎金，往往而是。”（54）所言北江札考证，即援庵撰《跋洪北江与王复手札》，考证此札作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月，札中所言“秋塍”为王复，“尚之”即徐受书，“新方伯”即景安，“尚书师哲弟”指毕沅胞弟毕竹，味辛为赵怀玉，竹初为钱维乔，“老夫子”当指毕沅。
    援庵研究的清代人物，多是正史阙载，或载之不详、记载讹误者，所考史事，相关人事原委详尽，拾遗补缺，正误纠讹，再现真实，历史感十分强烈。他如此熟悉清代人物，当得益于他曾自编《清史稿传目姓名通检》，这是他阅读《清史稿》的工具书，常置诸案头，随时备查。尹炎武著《清史述闻》，多得益斯编，并为之作跋曰：“《清史稿传目姓名通检》二卷，新会陈援庵先生曩时之所辑也。原为励耘书屋中自备工具之用，向未刊行。三十年来，仅北京图书馆录一副本，余亦得假抄一过，藏诸箧衍，时用翻玩……此编诠次类例，则按姓名笔画多寡排列，若笔画相同之姓，又以其姓属于韵之先后为序。闳诣妙旨，较《史姓韵编》心同貌异。《韵编》于传目下往往注及字号地址，既与通检无关，何须芜累行格。至《清史稿》诸王列传，各自为卷，卷亦无多，欲索某王，开卷立见，故略而不录。亦犹《经籍纂诂》所载经子史传，皆出章名，而《孝经》、《老子》独否，其归一揆……”（55）如此，有清一代人物之状况尽在援庵掌握之中了。
    五、拓宽清代史料范围
    清人撰著国史，多取材于起居注、实录等，到了民国时期，清代史料范围被大大拓宽。援庵说：“史料逾近逾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56）而且他在清史研究方面十分注意新材料的开掘与利用，所利用的新材料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清代档案。它是清朝历史的真实记录，为了很好地利用，援庵于收集、整理、保护清代档案作出了重大贡献。1922年5月援庵任教育部次长，蔡元培呈文教育部，请将明末及清初内阁档案交由北京大学整理研究，经援庵斡旋，教育部派员监督将故宫午门历史博物馆所藏明清内阁档案、试卷等移交北大收管。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与史学系组成明清史料整理会，聘援庵等著名学者为委员，指导档案整理。援庵提出“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等八项档案整理办法，并亲自带领北大学生整理。沈兼士1931年曾忆及此事，说：“从前鄙人办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时候，曾纠合多数学者，共同担任此种重大的工作，那时陈援庵校长就是中间一位最努力的；当时我们见到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清代的内阁档案，也就请陈先生指导整理；现在一般人都知道档案的价值，便是那时所开的风气。后来我们又参加故宫博物院的创立，现在的规模，多是陈先生当时所艰难缔造的。”（57）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国务院接受了清军机处档案全宗，储藏于集灵囿。为妥善保存并整理利用这批档案，援庵于1926年初与总理许士英相商，请将这批档案和杨守敬观海楼藏书移存故宫博物院，并亲自起草公函，呼吁加强对清代档案的保存、整理和利用，曰：“清代遗文，失今不图，后将莫及。”（58）由于援庵的交涉，使这宗档案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此外援庵还为故宫博物院购买清末湖广总督端方档案60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