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曾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值得我们认真继承。本文对其中的主要问题作一论述，以求正于学界。
    一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史料并重
    （一）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历史研究，这是从李大钊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在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郭沫若注重对中国历史与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共性的探讨，翦伯赞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侯外庐注意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的分析，相比较而言，范文澜则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相结合，注重中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研究的杰出代表。这从范老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就明显地体现出来，在50-60年代 表现尤为突出。
    范文澜注重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针对50-6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潮，他以文章、报告和讲话等多种形式，从理论上进一步阐发了如何坚持马列主义，怎样运用马列主义从事历史研究这些重大问题。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范文澜指出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进一步明确了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任务。范文澜明确指出学习马列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相结合，以正确地解决具体问题。范老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说的普遍规律是同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结合着的，它们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和中国相比有很大不同，因而“学习经典著作，就一定要区别哪些是普遍规律，哪些是特殊规律。把它们的特殊规律放在一边，用来作参考。把普遍规律结合自己的特殊规律，来解决自己所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要从它那里找立场、观点和方法”。[1]（p212）同时，范老明确了历史科学研究的具体任务：“从大量矛盾的普遍性方面总结出一般的规律……从大量矛盾的特殊性方面总结出局部的规律，局部的规律就是特殊的规律……这一国不同于别一国，这一民族不同于别一民族， 这一社会不同于别一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不同于别一历史阶段……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 是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p210-211）历史研究中这两个方面互相依存，缺一不可：“不掌握普遍规律，就不可能系统地来解决问题。同时，不掌握特殊规律，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只有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灵活地结合起来，才能具体的解决具体问题。”[1]（p211）范文澜强调史学研究中探讨普遍规律，使其史学研究明显的与近代史料考据学派相区别，又强调探索特殊规律，并将其作为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使历史学最终摆脱了原理原则式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在明确中国史学工作者任务的基础上，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新一代史学家寄予厚望，提出了中国史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含有极为丰富的特点，只要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些特点就会被发掘出来，成为中国史学工作者对人类历史的重大贡献。中国史学工作者奋发独立精神，负担起这个责任来呵！”[2]（p4）
    其次，范文澜指明了史学工作者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方法。一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做史学工作。理论联系实际，必须把理论和自己的整个实践联系起来，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结合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范文澜指出了史学工作者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就使理论联系实际落到了实处。这实际上是明确地强调史学研究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认识论价值。二是要有批判精神，能独立思考，要谦虚和谨慎。“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的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1]（p219-220）以客观事实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指出对马列经典也不能迷信，从理论上讲，这已触及到真理的检验问题。这既表现出范老深邃的洞察力，也表现出他追求真理的大无畏勇气。从历史认识论方面来看，范老强调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指出了检验历史真理的标准，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这些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认识。第三，范老明确指出只有反对教条主义 ，才能学会马克思主义。范老不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人物自居，直到50年代中期 ，他仍然认为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还是个初小学生，认为自己身上有教条主义。他在19 56年《学习》杂志举行的克服理论宣传工作中教条主义习气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深入的反 思，将自己犯教条主义的原因归结为五个方面，体现出勇于开展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相比同时代的郭沫若、翦伯赞、吴晗、吕振羽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对教 条主义的反对更为坚决。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妥协，既检查自己的教条主义， 也反对别人的教条主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 思列宁主义”[1]（p213）。范文澜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把原理简单化、 硬套公式。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范老提出“抱定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互 相帮助，共同努力来反对教条主义”[1]（p213）；通过“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加 强领导，树立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耐心启发陷于教条主义重围的人，逐渐觉悟，改变 态度”[2]。范文澜对教条主义的认识是全面深刻的，他指出的克服教条主义的办法既 是科学的，也是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的“治病救人”的思想。虽然 范文澜在1957年3月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同年5月9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要对题》，对尚钺的“魏晋封建说”和日知的“西汉奴隶 社会论”提出较为尖锐和严肃的批评，今天看来有不大妥当之处，但范文澜的批评是建 立在对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和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论断确信无疑的基础之上， 这仍属学术范围内的批评；尽管这一批评，由于中国政治生活日益向极左方向发展，由 于范文澜的特殊地位，60年代竟然将尚钺及其学术主张作为修正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 但这一发展趋势并非范老的初衷，也是范老始料不及的。这从范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始 终能坚持区分敌友、“治病救人”的原则中可以得到证明。范老的批评与后来史学界出 现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恶劣学风是截然有别、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