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在强调学习和使用马列主义的同时，范文澜并没有忽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强调史学工作者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理，理论与材料二者缺一不可”[1]（p213）。注重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订，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强调史料与理论的结合，史与论的统一，面对日益泛滥的“左”倾思潮，范文澜呼吁史学界重新提倡严肃的学风，提倡刻苦钻研。这些既是范老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也是他对中国史学界同仁的要求与期望。
    作为一个从“国学”中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老学术研究素来主张求真求实，早在30年代编著《大丈夫》时就提出“无一语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3]的治学思 想。1943年，针对国民党一些御用文人虚构中国历史的丑行，范文澜旗帜鲜明地提出： “不论古代史、近代史，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人不得凭空牵附，要求客观的历史 迎合自己主观的态度。”[4]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范老在延安写成的两部通史在资料 采择方面尚有缺点，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和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范老在修订旧著的 过程中，十分注意资料的核实和补充。从1952年至1961年先后出版的10种64册由中国史 学会主编的大型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作为中国史学会的实际主要负责人，范 文澜和翦伯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能把这么多史学家组织在一起，能将许多单位协 调起来，范老确实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张寄谦先生所言：“编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当然 并不是范老一个人的主张，但范老是主要的倡导者……他是实际的总负责人……十部丛 刊……都得到范老的积极支持与关切。”[5]（p23）不仅如此，70年代才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同样凝聚了范老的心血，正如该书的序言所说：“范文澜生前对本书的编选工作极为关切，热情地给予指导。”[6]（p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直到今天，仍是国内外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参考资料。面对这部2000余万字的史料丛刊，抚今追昔，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范老作为该资料的实际总组织者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中看到范老对历史资料的高度重视。范文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范老还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搜集、运用和整理资料的意义和方法。范文澜认为，搜集、整理和考证资料，是一件十分重大迫切的事情，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并无高下之分。范老对翦伯赞等史学家在近代史资料整理工作方面的贡献给予高度赞扬，衷心希望有很多资料书、工具书出版，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他指出史学工作者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理，理论与材料二者缺一不可。做史学工作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没有大量资料，理论怎样来联系实际呢？”[1]（p213）范老论述了搜集和使用资料的方法，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搜集资料的方法。范老提出应从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事实下功夫，不要作寻章摘句、玩弄举例游戏的手法。这看似简单的道理，但实际上我们在做研究工作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犯这种错误。范老说，用举例游戏的手法，明清可以用很多材料，“证明”是个奴隶社会，也可以“证明”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其二，关于如何使用资料。范老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最起码的原则是使用资料要忠实、准确。对常用资料的文字解释，如未作过切实的校勘、考据的工夫，切勿随便改动原来的文字和词句。使用资料时，先大体上读一读，知道哪些事情是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哪些事情是少量的、个别的、次要的。对读者来说，也要把文章中所用材料校对一下，看作者使用得是否忠实、准确。其三，范老阐述了自己在《中国通史简编》中选取史料的原则。该书出版后，不少学者从史料运用方面提出意见，对此范老阐述了自己选取资料的基本原则：“采取史料，避免墨守旧说，但也不敢率意而谈或穿凿附会以求新奇”；“所用史料，一般是以著作年代较早和较完整的书籍如《尚书》、《毛诗》、《春秋左氏传》、战国诸子、《史记》等为主体，其它概作辅助材料”；“经传等书的解说，一般也以著作年代较早或代表性较大的解说为主体。”[7]（p2）对范老在史料解释方面只相信汉儒，不采后人的做法，刘大年先生认为这表明“长期在封建文化中兜圈子，使范老的学术研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旧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1]（p11）。我们认为这个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今天来看：所用史料，一般以著述年代较早和较完整的书籍为主体；经传等书的解说，一般也以著作年代较早或代表性较大的解说为主体，这一原则是无可厚非的，并不能说明范老未能摆脱旧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对一本大众阅读的书籍，采取大众化的材料应该说是恰当的，正如范老所言：“至于近世一家之言，未定之论，不敢率尔采录，以免此是彼非，使读者不知所从。”[7]（p2）其四，范老强调实地调查研究对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他撰文高度评价了刘尧汉先生进行彝族地区民族调查对解决中国古代历史社会问题的重要作用。范老虽重视文献资料，但对考古材料也未忽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就使用了不少甲骨文和金文的资料。对于民族学材料，范老也寄予无限的期望。他形象地批评说：“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诗经》、书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打交道或者和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邪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1]（ p367）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展的大规模民族调查和资料编撰工作，与范文澜等许多学者 有这样卓越的认识紧密相连。
    范文澜关于史料的使用原则和方法，是在1957年给北京大学3000余名师生作学术讲演时提出来的。当时“左”倾思想已经抬头，学术上将史料等同资产阶级史学，范老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同时，也强调正确使用史料，表现出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卓越的见识。范老这一主张既是针对50年代初史学界的偏向而敲的警钟，又是对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大问题的思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范老正确解决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了“史与论”之间的关系。虽然由于随后不久的“反右”和“大跃进” 运动的冲击，范文澜这些正确的意见未能贯彻下去，但这些论述的理论意义及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