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成为新中国史坛“历史主义”学派的精神领袖。他揭示翦伯赞：中国历史上的“让步政策”是客观存在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针对史学界的非历史主义倾向，50年代，范老让漆侠撰写了《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一文，首次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帝王将相和封建王朝在历史上的不可抹煞的地位；60年代，在翦伯赞因强调历史主义而受到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时，蔡美彪代范老立言，发表了《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的商榷》，将范老和翦老有关中国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以上被史学界长期忽视的事实，王学典在张传玺先生《翦伯赞传》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在其《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中作了较为详实的论述。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出发，范文澜对史学界忽略历史事件、杜撰公式和规律的恶劣学风予以猛烈的抨击。1956年在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教条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面对1958年所谓“史学革命”以来开始在史学界抬头的“ 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的“左”倾思潮，在1961年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提倡大兴调查之风的良好政治环境下，范文澜以革命家的胆识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深刻的洞察力，在1961年首都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挺身而出，严正指出：“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杀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下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13]在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范老大声疾呼：“真正打得到敌人的历史学大炮是经过切切实实研究的历史学著作（论文或书籍）。要造出这种大炮，必须对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做认真的调查工作，阅读有关的各种书籍，系统地从头到底读下去，详细地了解这件事的经过始末，然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方法来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判断这种事情的趋向是什么。”[14]（p3）同年10月18日，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吴玉章发言后，范文澜发表《有关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再次强调树立严肃学风的重要性，号召大学以吴老为榜样，“对事实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肯放过，一定要考察清楚”，树立严肃的学风，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工作。[15]
    关于历史主义，范老虽然没有像翦伯赞那样发表富于系统理论探讨的论文，但历史主义确实是他一贯坚持的主张。50-60年代，面对史学界日益泛滥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范 文澜多次强调史学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范老60年代重新呼吁和强调历史主义， 对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端正学风，扭转“左”倾思潮给中国史学界带来的 严重危害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范老的大声疾呼在学术界引 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他关于打破“两个体系”的讲话，在5月31日的《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同时发表，《人民日报》特加副标题：《范文澜发言说历 史研究必须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为扭转极左思潮的危害，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才触到了极左派的痛处，“文革”中，陈伯达丧心病狂地在一次重要会议 上逼迫范老当众作检讨，并连声叫嚷：“保皇党！保皇党！”[1]（p.8-9）陈伯达等企图拔掉范文澜这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旗，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施丁先生告诉笔者，他曾见到过陈伯达等人让整理的企图打倒范老的“黑材料”，后在毛泽东直接保护下，范老才未遭受翦伯赞和吴晗那样的噩运。
    三正确看待范文澜的一些不恰当的提法
    新时期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和对史学研究中“教条化”和“公式化”错误的反思，目前已经明确：建国初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粗暴的不恰当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也没有将其政治态度与其学术主张作很好的区分，犯了以点带面、全盘否定的错误；大跃进中提出的“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这两个口号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和新中国第一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范文澜在批《武训传》、批胡适运动和提倡“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时都表了态或撰写了文章，究竟如何认识和正确评价范老在这些政治运动中的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大恰当的提法，这也是评价范文澜及其学术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对此我们试作一简要论说。
    50年代初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轰轰烈烈的批胡适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批判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极其重要的运动。这些运动虽然有缺点，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对巩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的范文澜不可能不参加这些运动，也不可能不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1951年7月6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武训是什么人？为什么有人要歌颂他？》。从文章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出：范老立论的根据是《人民日报》社论，所依据的材料是谢与尧的“武训其人其事”和“武训画像”等书的资料及经过歪曲的由江青等组织的调查材料，在此基础上范老和其他的许多学者一样，对武训做出了非历史主义的要求和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如说：“武训这个人，从头顶到脚底，从皮肤到血管，浸透了封建主义的毒素，当土地改革正在进行的今天，居然有不少人在歌颂他。”[16]从中可以看出范老在批武训时是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的，和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未能处理好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1955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一文，该文除对胡适的《说儒》和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采取了有理有据的分析批驳之外，以胡适的政治态度全面否定了胡适的治学方法和胡适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做出的有益贡献，称胡适为“汉奸”、“卖国贼”、“洋奴”，这无疑是不大恰当的，也具有片面性。对此只要我们充分注意到建国初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一直服务于和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这两个方面，是不难理解范文澜这两篇文章的历史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