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是大跃进运动中史学界叫得很响的口号，也是关系到历史学研究的方向和历史学的功用的讨论。当时新中国老一代史学家对这两个口号基本上都持赞成的态度，范文澜也不例外。1958年4月28日，范老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随后在《历史研究》第5期又发表《历史研究应当厚今薄古》的文章，《论古为今用》是范老一篇未经发表的文章。范文澜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 薄古”和“古为今用”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虽然这两个口号今天看来确实是片面的， 但对范老的这一主张我们也不必过分苛求，因为范老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的 同时，也指出这并不是要放弃古代史的研究，号召大家向郭老学习，与资产阶级争夺古 史研究这一阵地。[1]（p227）再说，加强近现代史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正确认 识。片面强调“古为今用”会导致以历史附会现实的偏向，会削弱历史学的科学性，但 以科学的历史研究成果去服务于社会，直到今天仍是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 标。过去的错误在于片面强调服务于当时的现实，加之当时政治上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 ，于是历史研究就变为阶级斗争服务，这对探讨历史实际造成了诸多方面的恶劣影响， 既极大地损害了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也难以达到真正为现实社会服务的目的。
    尽管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的一些提法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从总体上来看，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的诸多方面的认识，不但在当时是正确的，直到今天尚未失去其科学价值。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宝贵财富。他的这些主张主要发表在1953-1957年和1961 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虽然由于“左”倾政治 的影响，他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主张没有能很好地 得以执行，但从这些理论阐述中，我们明显地体会到17年的史学研究虽有“教条主义” 和“公式化”的错误，但并不完全是“教条史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与“教 条主义”无缘的。
    范文澜不仅从理论上阐发了如何坚持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实际问题，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留传给后人丰富的史学著述，为我们树立了正确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在后半生30年史学研究生涯中，范文澜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刻苦钻研理论，严谨治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以言传身教的方式直接带动了中国近代史所一大批同志，不仅为他们树立了良好的学风，而且为50-6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做出了表 率。范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列理论作指导的优良传统，坚持正确处理马列理论和中国历 史实际关系的优良学风，他所倡导的“一实二冷”的治学态度，在中国历史学已经迈进 到21世纪的今天，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艰辛历程中，仍然具有极强 的现实作用，很值得我们深思。范老理论联系实际、严谨求实的学风，仍值得我们发扬 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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