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代人物年事的考证
    援庵研究清代人物，早期以宗教人物居多，以后学术领域拓宽，所考者多为学者，尤其是粤籍学人。其人物研究，或作专传，或考述史事，或辨人物生卒年岁。
    《华亭许缵曾传》是援庵所撰“基督教四人物传”之一。许缵曾字孝修，号鹤沙，松江华亭人。其母为徐光启孙女，自幼入天主教，教名甘弟达。缵曾受母影响，少时领洗，教名巴西略。清顺治六年（1649）进士，改庶吉士，八年授检讨，十四年补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翻译《大学衍义》，十五年分校礼闱，旋外补江西驿传道副使，后又升四川布政使司、补河南按察使司和云南按察使等职，彼热心教事，清初天主教在四川、湖北、河南等地的传播与之甚有关系，晚年回乡办育婴所，将生平所撰诗文编成《宝纶堂稿》十二卷。缵曾于正史、方志无传。援庵依据许氏《宝纶堂稿》及所撰《鹤沙自序》等，著成此传，以补史志之阙。
    《许之渐轶事》考证了许之渐因教案牵连被革职、后又平反的史实。之渐字青屿，江西武进人，“顺治十二年进士。由户部主事考选江西道御史，风采甚著。康熙三年七月，杨光先诬告汤若望等与各省传教西士阴谋不轨，许之渐、许缵曾等，以附逆，俱罢黜”（43）。康熙八年（1669）七月，利类斯、安文思、南怀仁等，呈请昭雪。恢复汤若望“通微教师”称号，许之渐、许缵曾等官复原职。
    《陈白沙画像与天主教士》记述了康熙年间罗马教士多罗、山遥瞻、德理格、马国贤等在华活动。马国贤精绘画，“西名理拔，在内廷供奉十年，雍正元年回西洋，创建圣家修院于纳玻理府，培植传教中国人材，殊有名。然人言清初西洋画家，多举郎士宁、艾启蒙，而不举马国贤者，因马国贤作品流传较少也”（44）。马氏曾奉清廷之命，仿绘广州城内孔庙所悬明代理学家陈献章遗像一幅，进呈康熙皇帝。至民国，援庵于故宫懋勤殿旧档中发现粤督进呈马国贤所画陈白沙遗像折，而画像不知下落。
    《钱名世轶事》记钱氏作诗谄媚年羹尧，忤悖雍正。雍正亲书“名教罪人”，令地方官制造匾额，张挂钱氏住宅，并诏“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记其劣迹，以警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劝。其所为诗文，一并汇齐缮写进呈，俟朕览过，给付钱名世”（45）。进士方苞诗云：“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宵枕惭多惟梦觉，夏畦劳甚独心知，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士人牵涉清廷政争，终遭身败名裂，这也是封建专制下知识分子的一种命运遭遇。
    《记徐松遣戍事》纠正清国史馆人物传、《清史稿》、光绪《畿辅通志》、《国朝先正事略》、姚莹撰《赵慎畛行状》等有关徐松坐事发遣的记载错误和缺漏，指出徐松犯事被御史赵慎畛纠弹时在嘉庆十六年（1811），十七年谪戍伊犁，被参事项九款：乘轿进棂星门；重价发卖诗文；优等生员纵钱；加增红案陋规；滥取佾生索费；家丁凌辱士子；卖给熟食索钱；强取弓箭发卖；出题割裂经文等。并无其父干涉考试之事。道光三年（1823），御史钱仪吉奏参浙江学政朱士彦之父随棚分阅试卷，出题割裂太甚，朝野喧传。“姚莹为赵慎畛撰行状，遂误以赵慎畛之奏犹钱仪吉，徐松之事犹朱士彦，故谬曰‘湖南学政父干试事，公奏论之’也”（46）。文后附录清军机处档案“初彭龄等拟奏”和“徐松亲供”。使徐松遣戍事完整再现，凿有确证。
    《全谢山联姻春氏》将清人随笔杂记与《鲒埼亭集》对读，考证春氏即曹孺人，旗籍，索佳氏称曹，故谢山文集曰“曹孺人”。全谢山（祖望）31岁（雍正十三年）时续娶满洲学士春台之女，逾年生一女，丁忧后五年又生一子。纠正《随园诗话》所云谢山年36妻春氏，逾年举子，续娶生子皆在服丧之中的错误。谢山承祖父遗志，故国观念独深，竭力表彰忠义，亦尝遭不测，因与旗人联姻，又与地方旗人官守来往，故能免祸。有人认为谢山《圣清戎乐词》中有“为我讨贼清乾坤”，加“贼”字于“清”字之上，因此入狱。援庵又撰《全谢山曾遭文字狱辨》，指出：谢山文集（《鲒埼亭集》）刊于谢山卒后四十九年，其生前并未入狱，“此盖说者因胡案推论及之耳”（47）。胡案即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因撰有“一把心肠论浊清”诗句获罪。
    援庵还善于利用清人遗文、书札、诗卷等，考证人物生卒年岁。1929年援庵访得清代学者胡方草书千字文，末书“乾隆丁未人日书于朱草诗林，金竹胡方临”。胡方字大灵，号信天翁，广东新会金竹冈人，学者称金竹先生，善诗、书，为“粤之先儒”。援庵搜求胡方墨迹，得一直幅与此帖，既而觉此帖署乾隆年号与金竹生活年代不符，阅李文藻《南涧集》金竹传，知其卒年74，而其《送罗戒轩诗》注曰：“君生癸未，余生甲午。”“甲午顺治十一年，卒年七十四，则雍正五年丁未也……雍正间人，何能知有乾隆年号，此帖之伪无疑”（48）。此由胡方诗自注证其卒年，又以其卒年证字帖之伪。
    1933年夏，援庵回粤省亲，汪宗衍以增订陈澧（东塾）年谱求正，“语及新收东塾复戴子高墨迹，适衍自陈氏后人假得子高与东塾书原本，出以相视，援老大喜，欲为双璧之合而未果”。之后，宗衍将戴书抄寄援庵，援庵据之撰《戴子高遗文与年岁》（49）。子高即戴望，以字行，浙江德清人，与俞樾“同县、同时、同有学术上高名”，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其年岁有两说：或曰三十五，或曰三十七。援庵据戴氏撰《颜氏学记序》“丁巳后，得从陈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汉儒说”。戴氏与陈澧（东塾）书又云：“望年二十余，曾执经于宋于庭、陈硕甫二先生之门。”援庵由此推证说：“丁巳年二十余，则生于道光丁酉矣，若生于道光己亥，则丁巳才十九耳。年岁之事，据友人之言不若据家人之言，据家人之言不若据本人之言。《颜氏学记序》与《与东塾书》皆子高本人之言，自较友人之言为可信，则子高卒年实三十七也。”（50）此由遗文考人物年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