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考论清代学术与图书文献
    援庵对清代学术文献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全面调查《四库全书》、论衡清人学术著作、考证清代著述之作者与版刻、总结清代学术等方面。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编成的一部巨型丛书。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成书至民国四年（1915）文津阁本《四库》移贮京师图书馆，120多年几乎没有一位学者能识其全貌，至于其成书过程、抽毁情况及原因，更是茫然。援庵积10多年之功研读《四库全书》，摸清了《四库》收书多少种和卷数，存目多少种和卷数，全书页数、册数、字数，过万页之书及部头最大之书等。计收书3461种，9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全书共2290916页，分装36275册，总字数99700万。部头最大者是清代学者张玉清等编《佩文韵府》。对于《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他根据《乾隆御制诗文集》，撰成《编纂四库全书始末》，采用编年体，以事系年，逐年逐事排列，记述了乾隆三十七至五十七年（1772-1792）《四库》征书、采进、修纂、核校、补改、装订入阁等情况。清廷编纂《四库全书》，对图书查禁极严，有些书录入《四库》，又被检查撤出。援庵依据乾隆宫廷档案，撰《四库撤出书原委》（答余季豫[嘉锡]书），考出周亮工、吴其贞、李清等人的书被撤出的原因，指出：因周亮工《读画录》诗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之句，清廷视为“违碍”；又因吴其贞《书画记》有“春宵秘戏图”，清廷以为“猥亵”，所以撤出。撤出的书还有李清《诸史同异录》、《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历代不知姓名录》，周亮工《闽小记》、《印人传》等凡11种。援庵还撰有《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以四库馆乾隆五十二年以后删改之《提要》底本，与广州小字本对校，录出被删改之周亮工等各条，“以抉其隐”。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储皖峰读此文，“爱不释手”，认为：“此文极不易作。一、倘不见四库馆提要原本，中有纪氏涂去周亮工名笔迹，虽知祝堃签出《读画录》诗句认为违碍，究不知实际扣除或抽改之内容为何若？二、倘不将各本加以比较，固不知广州小字本行款有疏有密与殿本异，亦不知湖州本后经挖改行款不一。又《空同集》条，原本‘周亮工书影载’，文津本漏改，亦未删；又《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条，原本‘周亮工书影曰……固亦无不可矣’。凡百三十九字，文津本亦漏改。不经对校，又何从知其尚保留原本痕迹耶！”（20）
    援庵在主持“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时，还曾“带领北京大学学生清点了文渊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并亲登文渊阁，将文渊阁书排列的函、架次序，按原来排放位置，画出《文渊阁书排架图》。之后，又清理了原存于御花园摛藻堂内的《四库全书荟要》”。“在点查武英殿刻书处时，又在其中发现了《四库全书》中撤出准备销毁而未毁的书，有李清《诸史异同录》、周亮工《读画录》等的残本，都是很难看到的书”（21）。由于援庵能看到外界看不到的书，故能洞晓《四库》撤毁书籍之原委。
    至于《四库》及《提要》本身的错误，援庵亦多有驳正。其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尤所注意者，《四库》著录及存目之书，因《四库提要》于学术上有高名，而成书仓猝，纰缪百出，易播其误于众”。“其蔽盖由于撰释家类提要时，非按目求书，而惟因书著目，故疏漏至此，今特为之补正”（22）。
    清四库馆臣依据《永乐大典》，辑出《旧五代史》。援庵发现《辑本》传写脱误、庙讳改字、率意改窜处甚多，凡胡虏夷狄等字，莫不改易或删除，因撰《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曰：“一百五十年来，学者承诵引据，以为薛史真本如此，信奉不疑，而孰料其改窜至于如此。今特著其忌改之例，以发其覆。”（23）清人为何如此删改呢？援庵曰：“今乃辑佚，何能轻易其词？此义馆臣岂不知，然而仍效昔人改窜中秘书之故智，欲以一手掩尽天下目者，其视清朝之心实与明季诸人无异也。不过一则阳斥之，一则阴指之而已。呜呼！四库馆之开，清之据中国百三十年矣，士大夫之心理仍若此，此其故亦耐人寻思哉！”（24）援庵此论不仅阐明了清代学术文献之隐曲，又揭示了清朝封建专制下汉族士人之心态。傅增湘为此书作序，曰：“乾隆中叶，海宇安和，文治勃兴，号为极盛之世”，“而孰知隐伏于士大夫之衷曲者，固深挚而不可磨灭如是耶。其外之虔恭愈甚，斯其内之厌弃也益深，君子观人心之未亡，而知国事尚有可为也。援庵之为此编，殆亦有感于是”，“凡有清一代敕编之籍，官撰之书，皆可遵循此例，窥寻笔削之旨以揭其缚束钤制之威。是援庵此作，宁独为薛史发其覆乎？”（25）
    对于清人的著述，援庵亦多有精辟评论。他称赞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的编辑工作，而病诟官编《全唐文》，曰：“严氏编《全上古文》，亦先编目，凡百三卷，有刻本，即名《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每人作一小传（每文注出处），极费力，极有用。后来《全上古文》刻本，即按此目录所指定之出处，抄出付刻也……凡易找之书，不必抄刻，难得之书及散篇然后抄之……但抄易校难，若抄而不校，无用也。近因故宫新印李北海《岳麓寺碑》，尝取《全唐文》一校，原来《全唐文》脱去四百字。官僚所编之书，如此其不可靠也。《全上古文》当少此病。且《全上古文》注出处，《全唐文》不注出处，一塌糊涂，殊可笑也。”（26）又曰：“若能将严辑《全上古文》按笔画繁简先编一姓氏通检，则检书较易。此种工作，似尚未有人为之，亦一憾事也。”（27）
    其论王昶《金石萃编》，肯定此书编纂体例而嫌弃其文字错漏，曰：《金石萃编》“体例甚佳，而所录文一塌糊涂，试以现存拓本校之，错漏百出。此事非亲力亲为不可，王兰泉晚年患目，《萃编》悉委门下代撰，故其谬如此。如《全唐文》等官书，其谬尤甚，不可不注意也。”（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