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沅《续通鉴》可参考而不可作证据，曰：“毕沅《续通鉴》成于幕僚之手，本非精湛之书，《书目答问》推许之，实为过当。关于宋元史事，吾人用他作参考，未尝不可，至于引证，则原书具在，我们应引原书，不应根据《续通鉴》。除非他的议论或他的考证有用。”（29）又曰：“毕《续通鉴》非佳书。”（30）
    援庵比较推重全祖望的《鲒埼亭集》。1938至1948年他在辅仁大学开设“史源学实习”、“清代史学考证法”等课程，以《廿二史札记》、《日知录》、《鲒埼亭集》为教材，结合教学，撰写了20多篇史源学杂文，均为有关清人著述的考证。他说：《鲒埼亭集》“惟其文美及有精神，所以不沾沾于考证”。又说：“错误以《札记》为最多，《鲒埼》次之，《日知》较少。学者以找得其错处为有意思，然于找错处之外，能得其精神则莫若《鲒埼》也。”“甚欲用《经典释文》体，作一《鲒埼亭集考释》，但其书博大，未易毕业也。”（31）又曰：《鲒埼亭集》“文章、意义均佳，在清人集中总算第一流”（32）。
    考证清代著述的作者与版本、纠正清人著作中的年代错误，亦是援庵清学研究之特色。其立论明断，精湛谨严，士林少与伦比。《书目答问》自光绪元年（1875）刊布以后，广为流传，士人几乎人手一编，“康有为讲学桂林，至谓《书目答问》常置怀中，学问自然增长，其推重可想”（33）。但《书目答问》的作者是谁？人多谓缪荃孙所撰。此说源出《艺风年谱》。援庵撰《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就《年谱》所载缪氏替张之洞“代撰”《答问》作了辨析，并根据光绪二年张之洞与王懿荣手札，确证《书目答问》为张之洞所撰，曾请缪荃孙助理，刻成后又嘱缪氏订正，并非由其“代撰”。
    《梦游集》与《憨山集》是清初钱谦益编订的两部佛教史籍，曾有数种版本行世，人多不明其源流。援庵曰：“关于《梦游集》问题，二十二卷本当另是一本……江北本卷五十二至五十四题海幢法裔今照、今光收藏，卷五十五题虞山私淑弟子毛晋编校，这完全与涵芬影印续藏经本《梦游集》相同，可知江北本即鼎湖本。钱氏二序，两言四十卷，皆指钱氏自己所删订之本，非指鼎湖本。鼎湖本之名，本起于钱序，虽未明言五十五卷，而云大师弟子福善、通炯及刘起相所编，则即今涵芬本也。鼎湖本、江北本、涵芬本三位一体，均五十五卷。五十五卷本未刻时，钱氏据以删订为四十卷而刻之，是为虞山本。五十五卷本后刻，其中文字有照虞山本改易者并不奇，似不能因此遂谓五十五卷实源出于虞山本也。”（34）关于《憨山集》版本，曰：“《憨山集》嘉兴本即汲古本，钱氏据福善等所集重订，付汲古雕版，捐置《嘉兴续藏》，编入第五十三、四函，共十六册。”（35）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都重刻《道藏辑要》，人或将此本误为彭本、贺本。援庵曰：“《道藏辑要》，光绪丙午成都重刻本，由彭瀚然发起，请贺龙骧助校，故所谓彭瀚然本，即贺龙骧本，非有二也。不过原刻《辑要》无子目（只有总目），贺又编为子目，并汇抄道家书目，名《道门一切经总目》，连子目初编，共八册，附《辑要》以行。”（36）
    清代学者汪中（字容甫）著《述学》（汪氏文集），年代错误，连篇累牍。或数字颠倒，或岁星混列，或干支不符，或自相矛盾，等等。援庵撰《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多所指正，并由此得出两条教训：“一、校雠之事，非徒广搜异本，校其字句之异同而已。二、汪君近在百数十年，其所著书年月日之讹如是，则欲考先秦古籍年月之讹，岂易易耶！”（37）
    研究清代学术，并运用科学方法予以总结，在清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为近代意义的学科，可谓是援庵对清学的特别贡献。他治宗教史，“拟仿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之例，为《乾隆基督教录》，以补《四库总目》之阙，未有当也”（38）。《乾隆基督教录》虽未撰成，但由此写出了《元也里可温教考》，这是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此篇论文，花开在元史，而根却扎在他的清史、清学的基础上。以后他由宗教史而治中西交通史，又是在清理总结清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拓的；进而研究史讳学，曰：“清朝史学家如顾氏《日知录》、钱氏《养新录》、赵氏《陔馀丛考》、王氏《十七史商榷》、王氏《金石萃编》等，对于避讳，亦皆有特别著录之条。钱氏《廿二史考异》中，以避讳解释疑难者尤多，徒因散在诸书，未能为有系统之董理。嘉庆间，海宁周广业曾费三十年之岁月，为避讳史料之搜集，著《经史避名汇考》四十六卷，可谓集避讳史料之大成矣。然其书迄未刊行，仅蓬庐文抄存其叙例，至为可惜。今肆上所通行专言避讳者，有陆费墀《帝王庙谥年讳谱》一卷，刊《历代帝王年表》末，黄本骥《避讳录》五卷、周榘《廿二史讳略》一卷，分刊三长物斋和啸园丛书中。此三书同出一源，谬误颇多，不足为典要。”故“以史为主，体裁略仿俞氏《古书疑义举例》”，撰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39）。年代和历表亦是治史的基本知识和工具，援庵撰《二十史朔闰表》，又是根据钱侗《四史朔闰考》、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等书，使清人年代学研究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整理古书离不开校勘，援庵著《校勘学释例》，总结出“校勘四法”。其中“本校法”归纳了汪辉祖 《元史本证》的方法，“他校法”概括了丁国钧《晋书校文》、岑建功刻《旧唐书校勘 论》的方法，“理校法”综合了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的方法。援庵由此建立的近代 意义的史讳学、年代学、校勘学，无一不是对清代学术的深入研究和完善总结。
    援庵晚年撰《通鉴胡注表微》20篇，前10篇论史法，后10篇论史事。在写法上受了赵翼《廿二史札记》的启发。其表胡三省之微言大义，又多以本事疏证胡注，类似清人的宋元史研究。他曾论及沈钦韩对王安石的研究，说：“清朝人为荆公研究者，尚有嘉道间沈钦韩。荆公诗本有李壁（李涛子）注，沈为补注四卷，又为文注八卷，皆注本事，非熟悉有宋一朝掌故不可。沈又为苏诗查注补正四卷，皆为研究宋事者所必读，非止为苏、王诗文而已。注书例有二派：一注训诂典故；一注本事。如施国祁之注元遗山诗，亦注本事也。”（40）《胡注表微》亦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他说：“因‘表微’云者，即身之有感于当时事实，援古证今也。故非熟于宋末元初情形，不能知身之心事，亦不知身之所指者为何也。”又说：“说空话无意思，如果找事实，则必须与身之相近时事实，即宋末及元初事实，是为上等；南宋事实次之；北宋事实又次之，非宋时事实，则无意味矣。”（41）清代学术不仅影响了援庵，亦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故曰：“朱竹坨（彝尊）、全谢山（祖望）、钱竹汀（大昕）三家集，不可不一看，此近代学术之泉源也。”（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