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宗室内部不断发生政争，政争一旦失败，又多投身宗教，求得解脱；亦有宗室为逃避政争，尝借宗教安身立命，保全品节，洁身自好。《雍正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论述了这方面的两个典型。此文分上、下两编：上编考苏奴（即苏努）诸子；下编考简亲王德沛。苏奴父子与德沛均奉天主教，苏奴为努尔哈赤四世孙，天主教籍称他为清太祖之孙，因护教而获罪。援庵据清宫档案、实录等予以驳正，指出：“苏奴曾助允禩谋继立，大为雍正所忌，实为获罪之唯一原因。”⑨其六子勒什亨、十二子乌尔陈亦因参与政争获罪被遣，发遣在戍时受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领洗，热忱奉教。“清宗室中与苏奴诸子同时，而奉天主教者有德沛。德沛为清显祖塔克世之五世孙，亦与雍正为昆弟行”⑩。苏奴父子与德沛同为宗室，共奉天主，而人生道路霄壤之别。苏奴父子参与了康雍间政争，遭到贬遣，不得意时向教，而德沛喜欢隐居读书，虽仕不忘林泉，多言心性、学问，奉教领洗，受到清人的尊敬，雍正禁教，但不禁德沛。这篇论文发表后，有学者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撰文评论，并就穆敬远死地及死后焚尸提出疑问。援庵又撰《从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说到石老娘胡同当街庙》，根据档案进一步确证穆敬远死于北京狱中，死后并未焚尸。北京西四牌楼北石老娘胡同东口，大道之旁，原有南向小庙一座，俗名当街庙，民国五年拓宽马路，将之拆除。相传雍正间曾有奉天主教王爷焚尸于此，车马过之辄颠覆，乃建庙压之，认为此传说不可信。
    清朝政治又影响到宗教派系斗争。援庵撰《清初僧诤记》3卷，论法门宗派，曰：“济洞之诤”、“天童派之诤”、“新旧势力之诤”。“前数篇因派系纠纷，殊眩人目，然此烟幕弹也，精神全在中后篇”（11）。尤其是“新旧势力之诤”，殊有意义。清初部分僧人攀附新朝，形成以木忞为首的新朝派和以玉林为首的半新朝派。玉林等僧人“牵缀权势，凭藉贵游，攫人之田庐而鱼肉之”（12）。又“假豪贵之权威，坏法门之纲纪”。“苞苴投刺，广结豪贵，贪美食以适其口，占大厦以快其居”。真是“玉林却续绿林风，惯占丛林伐己功，天目虞山为别业，善权地藏作行宫。长言大义何曾义，自谓孤忠却不忠，冒宠欺君人不识，法门也有此奸雄”（13）。援庵评曰：“玉林本以新朝势力欺人，而寒松反责其二心待帝主，冒宠欺君，与《从周录》同一声口，何也？此正玉林与木陈不同之点，所以称为半新朝派也。”（14）
    玉林抢夺善权寺后，令其徒白松丰主持。三藩之叛时，邑人痛恨玉林、白松丰等勾结清廷，遂焚毁善权寺。善权寺毁后，玉林为避叛军，仓惶北遁，改号匿于孙居士家，畏惧而死。援庵说：“盖凡一新势力发生，旧势力为之推倒，必乘时报复，此自然之理也。”当地居民聚众焚寺，具有反清意义，“且可见宗教与政治之关系，陈寅恪先生序《明季滇黔佛教考》，谓‘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然终不能无所关涉’，此亦其一例也。善权毁后，明年八月，玉林遂寂，实缘于此。”“新势力之不可恃如此。《四安乐行品》以不得亲近国王大臣，为说法者诫，岂不然哉，岂不然哉！”（15）
    玉林的行径遭到佛门抨击，“寒松和尚惧世之诽谤佛教者，以是人为口实也，不得已有《指迷》一编，冀存其教于永永焉”（16）。援庵十分痛恨并蔑视那些攀附新朝贵族的僧人，说：“始吾未见《寒松录》，不知序（寒松禅师《指迷录序》）中所云‘是人’者何人，继而知为玉林，则又瑟然惊，嗒然若丧也。呜呼，所谓新朝国师者，固如是乎！以若所为，诚足以退人善根，阻人向上者也。木陈若是，玉林又若是，安归之叹，吾与其年（陈其年）有同感焉。夫二人者，性格似绝不同，然藉新势力以欺压同侪，则并无二致。所以彼此谤书皆盈束，非至死而诤不息也。”（17）
    木陈、玉林之行径与日伪时期汉奸相类，援庵通过对清初僧诤的研究，揭露佛门败类，比附日伪汉奸丑恶。他于1962年3月撰《清初僧诤记·重印后记》，曰：“一九四一年，日军既占据平津，汉奸们得意扬扬，有结队渡海朝拜，归以为荣，夸耀于乡党邻里者。时余方阅诸家语录，有感而为是编，非专为木陈诸僧发也。”论佛门讼诤，旨在借昭示木陈、玉林等攀附新朝作恶，痛斥日伪汉奸欺压国民。历史学家柴德赓曾评论《清初僧诤记》，说此书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弄清了黄宗羲为什么不愿做和尚的原因。在清初有很多人为了不愿做清朝的顺民而剃头……但黄宗羲坚持不出家……原来当时庙中都保存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和尚每天都必须对此朝拜……这岂不是天天要向清廷统治者叩头吗？不干！这就是黄宗羲不愿做和尚的原因，过去一直不清楚，到抗战时候那就看得很清楚了。
    第二是解决了什么是“投降”的问题，清初清廷统治者规定人人都要剃头，作它的顺民。这样剃了头是否就算是投降了敌人呢？不算！因为这是被迫的，虽然亦是耻辱，但还可以原谅。如果出去做官，那就是主动向清朝投降，是汉奸。这问题是因为在抗战时期沦陷区要划清界线而提出来的。在沦陷区受耻辱的事很多，如打手印，领良民证等，但这些都是被迫的，不能算是投降。凡是在敌伪大学教书，在敌伪机关工作的，那就是汉奸。《清初僧诤记》不仅解决了历史上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现实中的问题。（18）
    援庵还十分注意宗教与文化的研究，其撰《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文分上下编：上编说明教外典籍对教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诸如补教史之不足、正教史之偶误、与教史相参证、由外典窥见疑忌者之心理、从反对者口中得到反证、旁观议论可察人言等；下编论述教外典籍所反映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教中人物的品学、流品、行迹及著述。此不仅关系宗教，亦关系到中西文化交通。陈寅恪读是作，“佩服之至”。曰：“近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鲜矣）。今公之作，以此标题畅发其蕴，诚所谓金针度人者。就此点言，大作不仅有关明清教史，实一般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也。”（19）
    援庵对清代政治、文化与宗教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前期，而晚清的研究成果则较少，这自然与宗教势力的兴衰变化有关系，尤其是明末清初，天主教、佛教均较兴盛，于社会政治、文化影响深刻。因此，这一论题便成了援庵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