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校、他校及理校的方法和原则
    校勘四法中的另外三种校法是本校、他校和理校，这是在不同条件下采用的校勘方法。凡校勘古籍，应该首先用对校，然后依次用本校和他校，最后才能用理校，这是陈垣校勘学理论中的基本方法体系。本校、他校、理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可以帮助判定是非，改正错误。
    关于本校法，陈垣说：“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3]本校法是在对全书内容、体例包括作者情况深入了解和研究 的基础上，在没有别的版本可供校勘的情况下，采用本书前后互证，以发现矛盾之处。 陈垣最初校勘《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 《新集》”，发现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取得了初步成果。[3]至于全书字句前后矛盾或 难以疏解的地方，有时不必需要异本对校，仅依据本书就可以得出正确判断。
    关于他校法，陈垣说：“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丁国钧之《晋书校文》，岑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3]他校法要求搜集掌 握他书有关本书的资料，作为校勘的参考。如他发现《元典章》沈刻本与元刻本都有“ 纳尖尖”和“纳失失”的字样，不知何意，虽然怀疑有误，但对校、本校未能发现问题 。后来查对《元史》卷77《祭祀志》和卷78《舆服志》，才知道应该是“纳失失”，元 刻本和沈家本刻本都错了，于是刻书、抄书过程中因字形相近而出现的错误才得以纠正 。
    陈垣还曾经用《通典》和《册府元龟》补过《魏书》、《周书》的缺页，这是利用他校法最精彩的案例，久为学术界惊叹。[1]（P58-63）不过古人引书并不一定全引原文，有时是节录或转引大意，这是在利用他校法时必须注意的。
    关于理校法，陈垣引用段玉裁的话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定其是非”的过程，就是理校法。他进一步指出：“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3]理校法的根据是义理而 不是版本等其他材料依据。陈垣认为理校法也是科学的校勘方法，但他强调要慎重，要 掌握分寸。他的原则是：“非有确证，不敢藉理校而凭臆见。”[3]理校也要有确凿的 证据，不能以理校为借口而随意改动。认为只有像钱大昕、段玉裁、王氏父子等学问渊 博深厚的通识之士，才能使用理校法。
    四、校勘方法与考证学
    在校勘四法中，对校是非常客观的，是校勘最基本的方法，其它三种则是分析考证的方法。在校勘实践中，陈垣总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结合起来，综合运用。除了文字词句的校勘之外，陈垣还特别重视史实的校勘。注重史实的校勘，实际已经进入考证学的范围。
    陈垣的很多精彩校勘案例实际上是通过精辟的考证来实现的。《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中有这样一个例子：鄱阳胡氏覆刻《通鉴音注》，其中有一条胡三省的注：“ 世固有知之言之而不能究于行者韩偓其人也。”断句为：“世固有知之言之，而 不能究于行者，韩偓其人也。”陈垣认为这个注不可理解，因为胡三省与韩偓有相似的遭遇，胡三省不可能这样评价韩偓。这就是理校法，是根据自己丰富 通达的学识对这段文字提出疑问。至于问题出在哪里，还要进一步寻找证据。陈垣后来 看到元刻本和明刻本，果然是胡刻意改“行”为“能”，原文应该是：“世固有知之言 而不行，究于行者，韩偓其人也。”完全是胡三省称赞韩偓的话。不用对校 ，只能发现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利用对校，则豁然通晓。这是将校勘学和考证学完 美结合起来而得出的结果。
    校勘和考证的结合，将考证融入具体的校勘实践，正是陈垣校勘学的独到之处，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陈垣来往书信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11.
    [2]胡适。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A].胡适书评序跋集[C].长 沙：岳麓书社，1987.
    [3]陈垣。校勘学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C].石家庄：河 北教育出版社，1996.
    [5]陈垣。关于徐氏庖言[N].光明日报，196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