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汉学成为正宗，一时聪明才智之士，咸趋此途。惠栋标汉帜于吴，戴震集大成于皖。然其治学宗旨相同，故于清代，未以吴、皖分之，亦未以流派别之。至近代章太炎、梁启超二大师以"吴学"、"皖学"分称，遂影响至今。当代一些著名学者，论乾嘉学派，言必称"吴派"、"皖派"。名家之论，如草上之风，风行草偃，几乎所有论及清代学术的著述，乃至教科书，于乾嘉考据学，皆有"吴派"、"皖派"之分，似乎已成定论。但仔细察来，此等分法，于事实甚为不符，更无科学根据，乾嘉考据之学，何"吴派"、"皖派"之有？因此，有必要与之商榷，予以辨清。
    一
    大凡学术以地域称流派者，必备以三种条件，其一，此流派必皆同一地域之人，方可以地名冠以学派；其二，治学宗旨及学术风格迥然别于其他地域而自成特色，方可以派称之；其三，其独特之学术风格，渊源流长，师承有绪，方可以流目之。如清代浙东学派，其学者皆浙东人，其学术自成风范，其师承源渊可溯，故称浙东学派，无人疑焉。而乾嘉考据学以"吴派"、"皖派"相称，于上述诸条件皆不具备。就所谓"皖派"学者而论，其学术中坚，除戴震外，多为皖外之人。凌廷堪说戴震卒后，"其小学，则有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则有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有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四大弟子中，三人为江苏人，一人为山东人。无一皖人，"皖派"何在？因此称"皖派"不确。但此等事实，显而易见，无须深究，所当深辨者，为近代学者所设吴、皖学术相异之处。但持"吴派"、"皖派"说者，比较二派学术不同，多以惠栋与戴震两人学术差异相较，据此概以吴、皖学术之不同，此不免有以一斑而概全豹之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述吴、皖学术不同，也只是比较惠、戴二人，他说在乾嘉时期，考据学"已成为'群众化'，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师友，其学业亦极'单调的'，无甚派别之可特纪，故吾欲专叙一二人以代表其余。当时巨子，共推惠栋、戴震，……今略述二人之著述言论及其传授之绪，资比较焉。"既然称派，便非一人，当由众人组成。如果我们把更多一些的所谓吴、皖两派学者作一番比较，则不难发现，吴、皖之间以地域划分学术派别的那些差别是不存在的。"吴派"、"皖派"说者，所列两派学术差异大致如下：
    一曰，"吴派"治学特点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墨守汉儒，嗜古倾向很浓，而皖派治学则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其实，吴、皖两地汉学家治学风范皆不尽然。"吴派"学者确有嗜古、信古者，但在"吴派"学者中，反对这种倾向者也不乏其人。如王鸣盛曾批评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书，说其："好古而不知所择。"①钱大昕在其著述中，多处反对今不如古，重古轻今的倾向。他在《山左金石志序》中，就清人所见金石资料远迈古人时感叹到："谁谓今人不如古哉！"②他反对收集金石碑版资料重古轻今的风气说："予集録金石二十余年，每见近代收藏家著录，往往至唐而止。予谓欧、赵之视唐五代，犹今之视宋元明也，欧、赵之録近取诸唐五代，今去欧赵七百余年，尚守其例不变，是责唐之司刑以读酂侯之律，宋之司天以用一行之算也，可乎哉？故予于宋元时刻，爱之特甚。"③针对一些学者称当代官职喜用古称写道："近日古文推秀水朱氏，予观其集中称知府、知县，必云某府事、知某县事，此宋之官制，岂可施于今日？亦是好古之病。"④读这些文字，岂能目为嗜古之癖？反之"皖派"学者中一意墨守汉儒者也大有人在，如歙州学者金榜"专治《三礼》，以高密（即郑玄）为宗，不敢杂以后人之说，可谓谨守绳墨之儒矣。"⑤其实戴震本人就"不读汉以后书"。⑥这是大多数汉学家的治学特点，即义理必求之古经，古经必求之古训，皆趋考古一途。如戴震所说："义理不可空凭胸臆，必求之于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必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⑦此汉学家共同的治学宗旨，非吴地学者所独具。戴震强调"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但这也并非"皖派"学者所唯有。所谓"吴派"学者钱大昕就以强调"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而著称。他认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⑧他说自己"桑榆景迫，学殖无成，唯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⑨阮元在论述钱大昕学术时曾将其归纳为九难，其一是："先生深于道德性情之理，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其是。"认为此人所难能。⑩惠栋弟子江声，虽有嗜古之名，但孙星衍评价其"考证文字能实事求是。"（11）也并非凡古皆好。
    二曰，"吴派"好博闻，"皖派"善裁断。章太炎先生说考据学"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不好博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12）于是后世遂沿袭此说。其实，章太炎先生只是将惠栋与戴震二人相比较，决非完全代表吴、皖两地学术风格的不同。"吴派"学者也有反对博者，被目为"吴派"死硬派的王鸣盛就反对为学在博。他说："为学之病，惟在好博，博而寡要，弊乃丛生。"（13）"书不可乱读，必有识方可以有学，无识者观书虽多，仍不足以言学。"（14）持"吴派"、"皖派"说者，一方面批评"吴派"嗜博，一方面又指责其治经墨守一家；一方面赞誉"皖派"精专，一方面又盛称其"一字之义，当贯群经"，"不主一家"的主张，其论至为矛盾和混乱。其实，吴、皖两地学者均有博者，也皆有专者。因皆从事考据也皆善裁断。戴震本身就是位博洽的学者，其弟子中如王念孙就以博闻突出，读其《读书杂志》令人叹其博，观其《广雅疏证》使人感其淹，其于音韵、文字，"一字之证，博及万卷，折心解颐，他人百思不能到。"（15）被认为戴震私淑弟子的凌廷堪则更以淹博著称，他不仅治经研礼，"于声音、训诂、九章、八线，皆造其极而抉其奥，于史，则无史不习。"（16）由此看来，以个别学者的博闻与专断做为划分所谓"吴派"和"皖派"的标准是很难成立的。
    三曰，"吴派"重考核，"皖派"重义理。乾嘉考据学者的共同治学宗旨是由训诂而求义理。戴震在阐述惠栋之学时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17）戴震在很多文章中也阐述了自己与之相同的学术观点。因此，"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18）戴震以考据之学显于当世，其义理之作《孟子字义疏证》乃晚年之作，"当时读者不能通其义"。可见其影响于当世者，非其理义之书，乃考据训诂之作。其弟子也皆承其考据训诂之学，从事小学者为多，如段玉裁、王念孙等人。而对于戴震注重义理的学风，用章太炎先生的话说："他的弟子已是摈除净尽了。"（19）段玉裁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道路时说："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退悔已晚。"（20）可见"皖派"自戴震后，其弟子大都埋首小学训诂，鲜谈义理。而所谓"吴派"学者中，也并非不重义理，惠栋著《易微言》就谈理论义。大抵上卷言天道，下卷言人道，对此，钱穆先生论道："当时吴派学者，实欲以此夺宋儒讲义理之传统，松崖粗发其绪而未竟。"（21）钱穆先生认为戴震的义理之作《原善》三篇颇受惠栋《易微言》的影响，"《原善》三篇，亦有故为简奥之病，而其即故训中求义理之意，则固明明与松崖出一辙也。"（22）又如"吴派"学者江藩所著《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凡言不关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均不著录，而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却被收录，此"可证当时惠、戴论学固无差岐，以古训发明义理，而取经于汉儒，两家意见，实相一致。"（23）戴震《与彭进士尺木书》是一篇论义理的文字，歙州学者洪榜撰《东原氏行状》载录了这篇书信，朱笥河见此后说："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洪榜不以为然，上书与之辨论，后来就连戴震之子也将此书删去，就此，梁启超分析道："可见当时戴门诸子之对此书，已持异同。"（24）可是，江藩却在《国朝汉学师承记》洪榜传中录其与朱笥河辨论的全文，孰谓"吴派"不重义理？显然，那种认为"吴派"重考核，"皖派"重义理之说，缺乏根据，颇失严密。乾嘉考据学者，有着共同的治学宗旨，但每个人又有其个人的治学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不是以地域为区分的，既使同一地域的学者，也可以找出他们的相异之处，但决不能以此做为划分"学派"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