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西方史学的特点和趋势，很难用一句话或几句话做出准确的概括。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似乎用“变动中的西方史学”，强调它的“变动性”更恰当。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模糊”的描述往往比似是而非的“准确”的描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尽管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它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出发，去认识和分析当代西方史学的某些有一定倾向性的内容。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有选择地汲取西方史学的有益内容，为我所用。
    一、20世纪西方史学的主要内容
    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这是因为西方史学在19世纪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科学形态，理论与方法渐趋成熟，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13年，英国历史学家古奇著《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在他看来，“人们时常谈到‘历史的结论’、‘历史哲学’、‘历史科学’。但没有一致同意的结论，只有个别的结论……对于我们研究人类历史中所提出的各个问题，现在或将来会有最后的答案吗？如果有的话，它们还没有被找到”。[1]进入20世纪后，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在批判地继承19世纪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学派林立，新的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目不暇接。科学地认识20世纪西方史学，有选择地借鉴其有益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19世纪的西方史学，当数德国“兰克学派”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最大。然而，正是在兰克的故乡，首先揭开了批判包括兰克史学在内的“新史学”的序幕，使西方传统史学受到强烈震动。20世纪初，K·G·兰普雷希特发表《文化史的方法论》，大力倡导扩大历史研究领域的“文化史观”，摆脱传统的历史主要是“政治史”模式。他所致力于的“新文化史学派”，强调历史事实不仅要说明“是什么”，而且要探究“为什么”。
    1912年，曾在德国受过严格历史学训练的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首先举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其代表作《新史学》也因此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史学名著。他说，这部著作“所以命名为《新史学》，也就是要特别强调：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学看做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在这部著作中，他同样要求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2]；他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强调人类历史运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他主张发展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历史研究不应脱离现实生活，要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他还大力倡导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建立密切的联盟，不断提高史学家的知识素养，开展多学科的历史综合研究。他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美国新史学的中心，逐渐形成了显赫的“新史学派”，新史学一时风靡欧美诸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的西方史学的主流，就是在“新史学”的旗帜下持续发展的。
    在20世纪初欧美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1929年1月中旬，跨学科的史学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29年创刊后名称多次变更，1939～1943年为《社会史年鉴》，1944年称《社会史杂志》，1946年以后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问世，年鉴学派也因此而得名。两位创办者费弗尔和布洛克在该刊创刊号的《致读者》中，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宗旨：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现在，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他研究的专家之间，存在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当然，各行的研究家，都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如果他们能在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是却被高墙阻隔了。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大声疾呼，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分裂的。”[3]该学派还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建立问题、假设、解释等程序，从而为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年鉴学派史学家在自己的学术专著中出色地体现了该学派的原则，如M·布洛克的《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性》（1931年）、《为历史学辩护》（1949年）；L·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为历史学而战斗》（1953年）；F·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年）；G·勒费弗尔的《法国革命》（1930年）、《恐怖时代的土地问题》（1932年）；E·拉杜里的《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1967年）、《1294～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1975年）；J·勒高夫的《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1955年）、《交易所与生活》（1986年）等。该学派不仅成为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而且深入渗透到西方史学研究的各领域，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历久不衰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不仅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30年代，即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爆发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迅速扩大，正如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样：“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4]在欧美各国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最大。1938年，A·C·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问世，这是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莫尔顿等人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小组”，出版自己的刊物《我们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E·J·霍布斯鲍姆和E·P·汤普森等创立了“新社会史学派”，强调研究总体的“社会的历史”，提出“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等主张，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一些作品在国际史坛享有盛誉，如J·E·希尔的《英国革命：1640年》（1955年）、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都是研究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奠基性著作。此外还有M·道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1946年）；R·希尔顿的《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1969年）、《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1976年）；E·J·霍布斯鲍姆的《最初的叛逆者》（1959年）、《极端的年代》（1994年）等。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代表人物有布吕阿、科尔尼、索布尔、伏费尔等。他们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欧洲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抵抗运动中的法国共产党和法国大革命史等。1953年，法共组织“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术研讨会，1961年主办“历史学面对时代”思想周，1979年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后来人们经常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这里所讲的英国、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有区别的。一般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学术思潮相结合。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是西方史学中的一个学派，只是从研究方法上，而不是从世界观、价值观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发端于18世纪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经过19世纪的发展，在20世纪中期完成了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向“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转变。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形态学派。1918年，德国历史哲学家O·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第1卷问世，最早论述了文化形态理论。他将文化视作具有诞生、成长、鼎盛、衰亡阶段的有机体，并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英国历史学家A·J·汤因比继承并发展了O·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在12卷本《历史研究》（1934年～1961年）中，他详尽地讨论了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以及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1917年）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真历史”；英国学者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1946年）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上述著名命题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