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因此，要独立地提出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思考，就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寄希望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得到阐释。不仅在国际政治上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在学术上也是如此。如果只知道是在写“世界史”，而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中国人，那将是十分悲哀的。中国人应该写出自己心灵中的世界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尤其重要，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不是去适应强势文化国家的全球化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在史学领域中所体现出的种种规范；也不是去抵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拒绝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积极内容，而是要主动地积极参加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中去。它首先应该实现的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
    在我国史学界，有些人将科学性和阶级性对立起来，淡化甚至否认历史研究的社会内容，盲目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与“国际接轨”，其成果才有学术价值。之所以有这种错误认识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西方的学术研究是“客观”的，具有科学精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西方历史学著作披着“学术”的外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放肆的攻击并不鲜见。例如，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出版后，在60年代、80年代多次再版，在西方学术界有较广泛的影响，被认为是冷战政策的产物。他提出“治水社会”理论和“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用“治水社会”和“半治水社会”体系代替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攻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集中阐释的唯物史观原理。在他看来，干旱、半干旱的东方国家都是“治水社会”，这种社会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协作，而社会协作又需要强化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于是就产生了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主义”，通过歪曲古代中国、古代希腊、古代印度和古埃及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污蔑马克思主义是“无与伦比的对科学的犯罪”。[14]魏特夫公开声称他撰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为了填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与共产主义运动做斗争时因理论上的贫乏而造成的“真空”。该书即是“为自由世界而斗争”，“献给自由世界的贡物”，[15]这种赤裸裸的表露足以表明，这里丝毫没有什么“科学”和“客观”可言。又如英籍奥地利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科学院院士，在西方学术界被公认为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集中阐释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其主要内容是主张通过所谓点滴的“社会工程”实现社会改革，反对革命，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他在学术上致力于对“历史主义的反驳”，认为“由于严格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告历史的未来行程”[16]，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他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论述是“形而上学的教条或宗教式的信念”，是“难以置信的智力狂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古老迷信的残余，而不是一种新颖、进步、革命和科学的理论”。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的题词中写道：本书“纪念各种信仰的或各个国家或各种族的无数男女，他们在历史定命的无情规律之下沦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受难者”。[16]（P,39）这段题词仇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显而易见，集中表现出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的阶级本质。由上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史学得到迅速发展，其内容十分繁杂，需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认真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对其中一些有益内容可以有选择地批判地汲取，为我所用。但对我们说来，西方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理论的价值在于提出了什么问题，而不在于他们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例如，西方史学强调理论分析、理论概括，对历史过程也强调理论描述，尽管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大都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理论基础上，但也同样启示我们应该重视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只不过我们的“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上的理论，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
    建设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理论体系，重要内容之一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在于不断地提出问题，和不断地回答问题；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他所选择的历史事实之间的永无休止的对话，所谓“选择”，是一种理性的历史哲学思考，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创造，而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反映”。在历史认识的范畴中，不存在“纯粹客观”的历史事实，然而，客观的物质世界毕竟是存在的，因此，“历史事实”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和客观的完美结合。
    讲座日期：2003-09-23
    【参考文献】
    [1]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页。
    [2]鲁滨孙：《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3页。
    [3]转引自井上幸治：《年鉴学派成立的基础》，《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5]参见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6]G·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页。
    [7]I·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0页。
    [8]I·沃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9]I·沃勒斯坦：《“9·11”--为什么会这样》，见《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页。
    [10]I·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序言》，见王正毅著《世界体系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页。
    [11]张洁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反思：我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张旭东教授访谈录》，2002年7月17日，《中华读书报》。
    [12]雷海宗：《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历史教学》1954年第5期。
    [13]顾颉刚：《民俗发刊词》，《民俗》1928年第1期，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
    [14]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15]参见李祖德等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6]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