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研究领域迅速扩大，“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世界政治格局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人们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做出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史学已经显得无能为力，不得不借助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样，就决定了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
    新的史学方法和一系列新的史学理论有密切的联系，新的理论在不少方面需要通过新的方法体现出来，需要新的方法的支持；而那些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出现，则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合乎规律发展的结果。它不仅体现了战后西方史学理论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一些重要的历史过程或历史现象更重视理论性的描述，借助跨学科的方法充分发挥历史认识主体的积极作用，对历史认识客体进行总体性的研究，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弥补了传统史学方法的某些不足或缺陷，有力地推动了当代史学的发展。
    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主要有社会史学、文化史学、人口史学、心智史学、心理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这些历史学分支学科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其一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20世纪初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在历史研究中得到运用，但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已，在历史研究的诸多方法中并无更多地影响，而战后西方史学的发展使其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影响逐渐扩大，逐渐形成具有完备形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如计量方法--计量史学；比较方法--比较史学等。其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后，在学术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影响和推动下，首先是历史学和相关学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然后在史学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对其理论意义、方法论原则、发展进程、主要代表人物、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以及在史学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等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
    任何一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都不是史学理论和方法与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简单的嫁接的产物，而是从科学研究的实际出发相互汲取、彼此交融的结果。一般认为，传统的历史学研究的缺点是只重视个案研究，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社会学研究和史学研究恰恰相反，“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社会史学则是在克服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长处，并将其有机地结合在一切去认识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从而使之“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因此，社会史学并不反对分析一系列具体的、实证的社会历史现象，但却是从整体上认识社会历史现象，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进行研究，并对社会历史矛盾运动中的重大问题做出整体性的回答。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历史学分支学科在不少方面存有歧义，至今仍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在学术实践中获得继续成长的活力。因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有些问题受客观原因所制约，甚至是难以避免的。以“文化史学”为例，首先就要涉及如何认识“文化”这一概念的问题。1952年，美国学者克鲁伯等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一书中提出“文化”的定义有161种之多，此后近半个世纪以来，已发展达300余种。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研究原始文化时，曾对“文化”进行这样的概括：文化是包含有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这个概括既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也受到不少人的责难。但是，什么是“文化”尚无定论，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难以有统一的意见，不应成为“文化史学”继续深入研究的障碍。相信不同学派学者通过广泛的对话，会在某些方面逐渐形成共识。
    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出现，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如果认为它们的出现，将会代替或已经动摇了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的基础，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在丰富和完善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另外，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也往往是各种不同的分支学科相互配合，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综合研究，并非要使用某一种方法，就一定要排除其他的方法。例如，论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时，不仅分析政治、经济原因，而且还从社会人口的变迁、社会心理的演变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同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比较，显然，这种综合分析更有助于人们认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及这场革命的特点。
    还应指出的是，上述论及的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是西方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代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英国史学家克拉克主编的14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当代西方史学的经典作品之一。该书第12卷分析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动大清洗的原因时，用心理学的方法得出归结于斯大林“病态心理”的结论，而这又是和1932年斯大林之妻的死联系在一起的，使其“个性发展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折”，从而“疑心太重”、“手段毒辣”等等。这个结论即使在西方史坛也多有争议，因为论者从某种先验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出发，过分夸大了心理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