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思考
    研究外国史学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营养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史学，有利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因而，这种研究应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能脱离中国历史学的历史与现实。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
    美国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最近在谈到当代中国文化和生活的世界定位时说，“我们要有勇气去思考‘我们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大问题。因为文化定位实际上也就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相竞争。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争取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张教授在论述中国文化问题时，提出“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或“我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这决非小题大作，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他说：“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中国人获得‘现代性’的代价是只知道‘现代性’而不知道中国，这会是很可悲很滑稽的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11]
    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视而不见，妄自菲薄；而对外国史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则盲目夸大，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乱发议论，夸夸其谈，用一些晦涩的“新概念”、“新术语”非常轻率地否定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例如，雷海宗先生谈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时，强调“彼此间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而中国不仅仅是消极的、被动的接受，要自觉地清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他以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为例具体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地理大发现”一词，是欧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一个惯用名词，后来在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大部世界也不假思索地予以援用……“发现”一词乃欧洲立场的名词，其中含有浓厚的侵略及轻蔑的意味，把欧洲以外的地方看为发现、开发、剥削的对象。……至于中国，当然也是被“发现”的对象，过去西欧人虽知中国，但始终不够明确，进入16世纪，才真正“发现”了中国。雷先生认为：无论是何种社会，人民都是历史的主人，所以在世界史上，即或是先进的地区对于落后的地区，也不当用“发现”一类的词语。若用此类的词语，那就等于在世界上的国家及人民间，定出宾主之分，有的居主位，是“发现者”；有的居宾位，是“被发现者”，在未“被发现”前，等于不存在。因此雷先生建议今后在世界史中只用“新航路的发现”或“新航路的开辟”，而不用“地理大发现”。[12]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不少专著或教科书中，仍然见到的是“地理大发现”，而不是“新航路的开辟”。又如顾颉刚教授1928年曾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民俗》写有发刊词，其中写道：“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俗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将一直隐没在幕后的芸芸众生推到历史图景的前台，让历史真正成为“全民众的历史”。[13]顾颉刚教授如此重要的史学思想却长期被淹没，几乎为人们所忘记。然而，1966年4月英国历史学家汤普逊提出“由底层往上来看历史”、“自下而上的历史学”、“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study 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the History from Bottom up；History from Below）时，国内史学界至今仍然认为由撰写社会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主要是社会民众的历史，是汤普逊等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最早提出的，是20世纪西方史学的重大成果之一。这种认识和评价几乎写入了各种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在西方史学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其成就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评价无可非议，问题是在对其进行评价时，为什么却对顾颉刚教授1928年曾提出的类似的史学观念却遗忘得一干二净。
    上面所列雷海宗教授、顾颉刚教授的事例所以存在，并不是偶然的。这表明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文化的独立性确实面临着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严重挑战，这种挑战在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中，也必然会有所表现。在近年美国的国家政策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始终将“文化”和“新经济”、“高科技”并列，极力使以美国文化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用西方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托夫勒教授等认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目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的焦点。谁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将掌握未来的世界。美国学者在论述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的同时，着力宣扬“文化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的趋势”。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认为，文化的全球化是真正意义的全球化，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的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他还预言“文化全球化”的后果，是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取代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