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关注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
    人们在谈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时，“全球化”是不可避免要涉及的一个问题。全球化不是幻觉，而是事实，它作为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注的焦点。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等，都从自身研究的具体客体出发，就全球化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历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全球化密切相联系的“全球史观”，则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的全球视野和宏观历史思维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略力量的深刻变化导致了雅尔塔体系的建立，这个体系的建立体现了胜利者的意志和利益，其核心内容是苏美两极格局代替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均衡格局。此后，战后分裂和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经历了重建和繁荣时期，克服了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危机，逐渐出现了政治、经济等方面一体化的趋势；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诞生了一系列民族民主国家，并在世界上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联合国不再限制接受新会员国，国际政治经济的联系空前密切。1989年东欧发生了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使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美国极力称霸世界，扬言美国是“国家社区的领导者”，“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的福祉、我们的力量都依赖于保持我们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而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对美国的“领导作用”提出挑战。[5]正是在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在建立后又逐渐告别这个体系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全球历史观”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各种重构世界史的潮流中为人们所关注，而8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的加快，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则使“全球历史观”更加凸现出来。
    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年）中，最先明确提出“全球史观”这个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等著述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4]（P,1、242）这样才能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6]。他特别强调考察世界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因为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在Q·巴勒克拉夫之后，当西方一些理论家公开反对“全球化”理论、指出这是“美丽的谎言”，另一些理论家则极力要把“全球化”理论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时，人们对“全球史观”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近年西方有多种体现“全球史观”的学术著作问世。其中之一是美国历史学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I·沃勒斯坦计划此专著写作4卷，从15世纪中叶直至当代。目前已出版3卷，并译成法、德、意、西、葡、挪、匈、罗、塞尔维亚和日文、中文等10余种文字出版以及盲文版。第一卷的全名是《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第2卷为《现代世界体系：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第3卷为《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个时代：18世纪30年代～19世纪40年代》；第4卷为《现代世界体系：1917年至今，世界经济体系的巩固和它内部的革命》。
    I·沃勒斯坦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左派”或“新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不少人的非议。现在，批判和修正I·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内容之一。I·沃勒斯坦生于1930年。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校后研究非洲问题，为副教授。青年时代曾在非洲工作。他说，他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情者，曾与非洲解放运动年轻的勇士们同仇敌忾，共享欢乐。1968年因支持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运动，被迫离校，1970年到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工作，开始撰写《现代世界体系》，现为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1987年曾来华在北大讲学。
    I·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己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世界体系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为它具有生命期。在它的生命期中，它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发展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可以依据该世界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判定处于不同时期的世界体系的结构的强弱”。[7]基于上述认识，I·沃勒斯坦从全球出发，将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其萌生之时起，就不是某个国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他不是研究具体的国家或民族，而是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而世界体系可分为作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国际体系两部分。他还使用了“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边缘的历史。
    I·沃勒斯坦以新的历史视角研究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兴盛和衰落的历史，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后即处在剧烈的斗争和变动之中，现已进入“混乱和告终”时期，21世纪中叶它必然被一个或多个后继的体系所取代。对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他强调的是对现行世界体系的“主要支柱国家体系”的破坏。他说：就意识形态而言对所谓的全球化所做的颂扬其实是我们这一体系临终前所做的哀鸣。我们已进入了这一体系的危机时期。希望的丧失和伴随而来的恐惧是这一危机的缘由和主要症候。
    I·沃勒斯坦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努力做到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十分关注现实问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他写有《自由主义之后》（1995年）、《有托之乡--21世纪之历史抉择》（1998年）。在文章中，他写道：如果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些事件也意味着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并同样加以庆贺，那就错了，那就完全曲解了实际情况。正相反，这些事件甚至更加表明了自由主义的衰微，更加表明了我们已最终进入“自由主义之后”的世界。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式微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赢得了最终胜利，而是决定性地削弱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继续发挥其历史作用的能力”。[8]“9·11”事件发生后，他在《“9·11”--为什么会这样》一文中提出假如我们是本·拉登为什么要这样去做的问题。他认为，那就是要表明美国是只纸老虎，首先是向美国人，其次是向世界上其他人表明这一点。美国貌似强大，在全世界到处伸手，而实际上连他本国的人民都保护不了。[9]
    在阐述“世界历史体系”时，I·沃勒斯坦向流行于史学界的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的方法提出挑战。在他看来，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基本单位是片面的和模糊的，既无法把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在近代的变迁完整地涵盖进去，又难以解决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因为二者不是社会系统，而是封闭的单位，无法解释社会系统中的总体社会变迁和局部的变迁。[7]（P,6）通过“世界体系”，可以科学地认识整个世界和局部的、个体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即整体和部分、一般和特殊、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等。
    关于世界体系，I·沃勒斯坦认为人类历史上先后存在“微型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三种体系。“微型体系”只有小规模的劳动分工；“世界帝国”如古罗马、中国、埃及等，非全球的，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缺乏与其他体系的交换；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产生于欧洲，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向世界范围扩展的结果。14～15世纪欧洲封建制度出现了全面的危机，成为16世纪以后欧洲的扩展和经济的转变的前提和基础。I·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发展的动力在于对利润的最大追求，正是这种追求决定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不断扩张。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前途，他认为它曾经有过巩固的趋势，但正在走到尽头，因为在扩张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这些矛盾主要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之间的矛盾。现有的世界体系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应该为一种民主的、合理的体系所代替。
    I·沃勒斯坦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谈到中国，他在分析21世纪中叶可能建立的新的世界体系时说：“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而“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作用”。[7]（P,2）
    I·沃勒斯坦还就“世界体系分析”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说明，认为它不是传统的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而是一种在呼吁一种“统一学科的历史社会科学”，并将这看做是“超越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是建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社会科学”（注：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见I·沃勒斯坦著《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第二部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的实际努力。在论及建立面向21世纪新的社会科学时，他也对中国寄予厚望，认为，“中国，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传统以及世界上1/4人口的国家，在建构21世纪新的社会科学中肯定起核心作用”。[10]但这并不是要搞“中国中心论”，因为无论是“统一学科的历史社会科学”，还是“新的社会科学”，都应该是植根于世界所有主要地区，应是全世界学术界的共同成果。当解释世界体系起源的问题时，I·沃勒斯坦指出：“为什么哥伦布不是中国人，而是欧洲人”？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上：农业生产的差距，欧洲需对外扩展，中国农业生产先进，在自己的疆土内发展水稻生产，没有对外扩张的动机；在政治上：这一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广大的世界帝国，而同时期的欧洲却是初生的世界经济，包括许多小的帝国、民族国家和城邦，欧洲的状况易于促进帝国解体。此外还有：帝国的体制限制了军事技术的发展；以王阳明学派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欧不同，成为“捍卫传统和权威的武器”。总之，中国和西欧的区别在于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
    除了I·沃勒斯坦以外，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和德国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等也都强调从全球的角度认识历史，共同丰富和发展了“全球历史观”的思想。
    “全球史观”的提出和发展是全球化在历史学中的反映，是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