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乾嘉考据学之所以未形成若干个独立的流派，这和汉学家们的治学风气有密切关系。归纳这些风气，有以下几点：
    1.相互推崇。戴震本人及其学术，便是由"吴派"学者的提携和推崇而显于世的。经钱大昕的介绍和推荐，"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余萧客应聘预修《畿辅水利志》，"因目疾复作，举歙戴震以代"。对于戴震，钱大昕曾叹为"天下奇才"。在《潜研堂集》中，我们不难发现，钱大昕为同时代的学者所撰传纪并不多，但却为江永、戴震立传，并盛赞其学术。"吴派"学者王昶为戴震所撰墓志铭中说："本朝之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折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原为首。"（34）就连王鸣盛那样盛气凌人的学者也极推戴震，他说："吾交天下，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州戴东原也。"（35）同样，戴震对其"吴派"学者也极为折服和推崇，他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36）可以看出，戴震视自己的学问于惠栋之下。戴震对钱大昕的学问也评价甚高，他说"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虽然戴氏毅然以第一人自居，但其推崇钱氏可以想见。另外，戴门学人段玉裁为《潜研堂集》作序，对钱大昕也推崇备至。在一些与惠门、戴门皆无师承的汉学家的文集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他们对"吴派"、"皖派"皆有称道的文字。如在卢文绍、阮元、焦循等人的文集中处处可见。既使如汪中这样恃才傲物的学者，对同时代有成绩的汉学家也推崇折服，如对钱大昕、程易畴、王念孙、孔广森等人，"或以师事之，或以友事之，终身称道弗衰也"。他曾经评论清代考据学："通儒如顾宁人，阎百诗、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东原，皆继往开来者，亭林始闿其端；河洛图书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治汉《易》者，惠氏也；及东原出而集大成焉。"并拟作《六儒颂》。（37）乾嘉时期，考据学者相互推崇的文字举不胜举，汉学家之间，鲜有异论，更少贬词，不谈彼短。如钱大昕于人面前盛赞卢文弨，"人有异论，辄拄其口，使不得发。"（38）正是这些汉学家们相互推崇，争纷鲜见，因此，派别不易形成。
    2.不立门户，唯从所是。在乾嘉考据学者中，既使是同一师承，认识也有不一，而非一师承者，也从其所是。如王鸣盛与余萧客同为惠门学人，但王鸣盛对萧客《古经解钩沉》一书，意见相左。又如戴震曾考证《尚书》中"光被四表"应为"横被四表"，与王鸣盛解释不同，但钱大昕与江藩却都赞同戴震的解释，认为其"考证通悟。"大多数汉学家认为，学者之间，既使彼此有不同认识，也不应相互攻击，应允许不同认识的存在，王鸣盛就认为："大贤以下，各专一美，则各出其能，以合而明道可也，而乃互相訾謷，此是彼非，入主出奴，何其陋也，车一器而工聚焉，轮人不能为辀，犹辀人不能为轮也，轮者詈辀，辀者詈轮，车成乎哉！"。（39）钱大昕一向反对治学"出于门户之私"，对待他人学问应"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40）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中，为乾嘉汉学家立传者数十人，对其中有就成就的所谓"皖派"学者皆加推崇，看不出有吴、皖之分。所以钱穆先生说："其时不徒戴极推惠，而为惠学者亦尊戴，吴、皖非分帜也。"（41）江藩还在《国朝宋学渊源记》一书中批评了为宋学者好立门户以及同室操戈、党同伐异的不良学风："然为宋学者，不第攻汉儒而已也，抑且同室操戈矣。为朱子之学者攻陆子，为陆子之学者攻朱子。至明姚江之学兴，尊陆卑朱，天下翕然从风。姚江又著《朱子晚年定论》一篇，为调人之说，亦自悔其党同伐异矣。"因乾嘉考据学者门户之习不存，攻争之风鲜见，则派别之立难成。但颇令人不解者，乾嘉汉学家自己不立门户，今人何以为之强立门户？
    3.互为师友，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乾嘉时期，各地汉学家在同一旗帜下，相互学习与切磋，相互吸收与融合，形成了一个互为师友的学术局面。吴地学者吸收皖地学者的长处，皖地学者也有吴地学术的营养。如戴震学术，早年受江永训诂学的影响，但其时并未树立由训诂中求义理的旗帜，其治学变化，大约从"游扬州识松崖以后，以东原论学至是始变也。"钱穆先生认为："《原善》扩大成书，即在翌年，东原深推松崖，谓舍故训无以明理义。《原善》三卷，即本此精神而成书，故曰：'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则东原论学著书受松崖之影响，居可见矣。"戴震重义理的学风，与受《易微言》一书的影响有关，虽然"惠氏《易微言》多列故训，而少发挥，其书固不如东原《原善》之精洁而明畅，然据《易系》申孟子，合才性，通理欲，泯天人，洽终始，重积学，合之其著述议论之异同，而谓《原善》一书，或颇受松崖《易微言》影响。"（42）乾嘉考据学者之间相互影响，尊重他人成绩，取长补短，如江声与段玉裁一是惠栋弟子，一为戴震门人，江声著《说文解字考证》一书，"及见段大令玉裁所著多自符合遂辍笔，并举稿本付之。"（43）又如卢文弨对钱大昕的道德文章至为赞誉，认为"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楷模，得师若此，允无间然，深为一方士子幸矣。"但卢文弨对钱大昕《熊方后汉书年表序》一文，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也指出其不足："然于此书反复考核，瑕璺甚多，若遽流传，深恐疑误学人，有不得不与阁下商之者，"摘出失误之处数条。（44）钱大昕一向虚心接收他人的批评，他对卢文弨指出其所校《续汉书》的误错之处，虚心改正，在复信中说："始悔向来粗心之误，受教良非浅也。"（45）正是这种相互推崇，相互学习，互为师友，不立门户，取长补短的学风，使乾嘉考据学营垒之内，未能出现流派的分野。
    综篇所述，清代乾嘉考据学虽自成流派，然于内部无流派可分。如强为之分，于事实不符，必牵强附会，使一些考据学者被迫归队，如有些汉学家，既非惠氏弟子，也非戴门学人，如卢文弨、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人，也被强行拉入皖派。近些年来，又被列出个"扬州学派"，于是戴门弟子王念孙、王引之以及汪中、凌廷堪等人，又从"皖派"一跃而为"扬州学派"。于是身跨两派。此外还有大量吴、皖两地以外的考据学家被排斥在"吴派"、"皖派"之外，无派可入。不难看出，以地域分派的方法，对我们认识乾嘉考据学造成了很大混乱，其所以混乱，乃与事实不符。因为乾嘉考据学在地域上未形成独特的流派，汉学家实一治学宗旨，同归一个流派。那么对乾嘉时期如此众多的考据学者和他们浩瀚的著述，是不是也可以分别一下呢？其实，清代学者对乾嘉考据学已有区别。但不是从地域上划分派别，而是从他们研究的学科、方向、课题，也就是从他们的善长和学术贡献来区分的，如焦循就作过这样的区分："今学经者众矣，而著书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据守，三曰校雠，四曰摭拾，五曰丛缀，此五者各以其所近而为之。"（46）焦循还对此五派进行了分析。皮钖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认为对清代考据学可分为三类，一曰辑佚书，二曰精校勘，三曰通小学。（47）不管焦循和皮钖瑞的这种化分是否严密，但要比以地域来划分所谓"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于实际更贴切得多，因而也就更有助于我们对乾嘉考据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