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册府元龟·国史部·序》和《新唐书纠谬·序》的理论贡献
    这里，首先说理论上的贡献。《册府元龟·国史部·序》和《新唐书纠谬·序》在这方面有突出的代表性。
    北宋官书《册府元龟》的《国史部》在编纂思想上有很明确的批评意识，其《公正》、《采撰》、《论议》、《记注》、《疏谬》、《不实》、《非才》等门的序，以及《国史部》总序，在史学批评的理论上都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论议》门序说：“至于考正先民之异同，论次一时之类例，断以年纪，裁以体范，深述惩劝之本，极谈书法之事，或列于封疏，或形于奏记。”这是对前人“论议”问题作了归纳，也反映出作者在史学理论方面所作的思考。其以《公正》、《恩奖》等门称赞史学上的“执简之余芳，书法之遗懿者”与“鸿硕之志，良直之士”；而以《疏谬》、《不实》、《非才》诸门批评史家撰述上的种种弊端，在理论上是有价值的。
    《国史部》总序在评述自上古至五代的史官制度之沿革流变后，强调指出其所记内容的宗旨是揭示史官修史中的经验教训，因而直接关系到史学批评问题。总序最后是这样讲的：
    原夫史氏之职，肇于上世，所以记人君之言动，载邦国之美恶，
    著为典式，垂之来裔，申褒贬之微旨，为惩劝之大法。故其司笔削
    之任，慎良直之选。历代审官，莫斯为重。今之所纪者，凡推择简
    任之尤异，讨论撰述之始末，家世职业之嗣掌，扬榷雠对之裁议，
    冲识方正以无忒，恩遇宠待而隆厚，咸用标次，以彰厥善。其有疏
    略差戾受嗤于作者，构虚失实有紊乎书法，乃至以鄙浅之识，贻叨
    据之诮，亦用参纪，申儆于后。其有注录之部次，谱籍之名学，方
    志之辨析，世绩之敷述，皆司籍之事，资博闻之益，咸用缀辑，以
    成伦要。
    所谓“以彰厥善”种种和“申儆于后”种种，是为《国史部》撰述思想的核心，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批评内容，反映出对史家修史活动中之主体作用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与分析，尤其是“疏略差戾”、“构虚失实”、“鄙浅之识”等，实有碍于史学的发展，应引起后世史家的警惕。从《国史部》总序的宗旨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如果说刘知几的《史通》对以往史学的总结和评论，在表述方法上是把他自己的认识同具体实例融为一体加以阐述的话；那么《册府元龟·国史部》的表述方法则是从宏观上提出一种认识上的框架，对以往史学活动中反映出来的不同方面、不同问题作出区分与综合，以类相从，胪列实例，以表明其对于史学的思想旨趣。简言之，《史通》是一部以论说为主的史学批评著作，《册府元龟·国史部》可视为一部以史实为主的史学批评著作，二者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册府元龟》国史部在撰述思想上继承了刘知几《史通》，是显而易见的。其《选任》即近于后者的《史官建置》，其《公正》即近于后者的《直笔》，其《采撰》一目即直接沿用后者篇名而内容当类于后者《古今正史》，其《论议》则意近于后者之《鉴识》，其《自序》更是后者《自叙》的扩大和延伸，其《谱牒》、《地理》皆出于后者《杂述》，其《疏缪》、《不实》、《非才》当源于后者的《纰缪》、《曲笔》和《叙事》。《纰缪》篇已佚，无从作具体比较。《不实》门序称：
    《传》曰“书法不隐”，又曰“不刊之书”。盖圣人垂世立法，惩恶劝善者也。若乃因嫌而沮善，渎货以隐恶，或畏威而曲加文饰，或徇时而蔑纪勋伐，恣笔端而溢美，擅胸臆以厚诬，宜当秽史之名，岂曰传信之实。垂于后世，不其恧欤（注：《册府元龟》卷562，国史部9。）！
    这些话，同《史通·曲笔》不仅思想上相通，而且在用语上也极相近。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撰述的过程来看，“曲笔”是现象，“不实”是本质；现象可能有多种多样，而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再看《非才》门序所说：
    夫史氏之职，掌四方之志，善恶不隐，言动必书。固宜妙选良材，图任明职，广示惩劝之义，备适详略之体，成大典于一代，垂信辞于千祀。若乃司载笔之官，昧叙事之方，徒淹岁月，空素编简，或绎之靡就，或颁次之无文，昧进旷官，盖可惩也（注：《册府元龟》卷562，国史部9。）。
    这里主要是批评那些占据了史官位置而又昧于“叙事之方”的人；这种人既无“绎”之才思，又无“颁次”之能力，怎么能担任史职呢？“绎”是着重于见识，“颁次”是指的表述，这与刘知几讲“叙事之美”有所不同，更加着重了“叙事之方”中的历史见识。
    《册府元龟·国史部》的编纂旨趣所表达出来的史学批评思想，其理论上的意义并不止限于“国史”方面而具有普遍的价值，是《史通》之后的重要著作。
    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都是专就一部史书的“谬”、“误”进行评论。如《新唐书纠谬》按其所挞举之谬误，取其同类，加以整比，厘为20门，即：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自相违舛，年月时世差互，官爵姓名谬误，世系乡里无法，尊敬君亲不严，纪志表传不相符合，载述脱误，事状丛复，宜削而反存，当书而反阙，义例不明，先后失序，编次未当，与夺不常，事有可疑，字书非是。它能列举出这么多的批评项目来，虽然未必都很中肯，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的。作者指出《新唐书》致误的八条原因，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在史学批评理论方面，吴缜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信史”？他给“信史”作了这样的理论概括：“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谯愈众，奈天下后世何！”给“信史”作这样的规范、下这样的定义，在史学上以前还没有过。第二，史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他认为：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注：《新唐书纠谬·序》。）。
    这一段话，阐述了“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之于史书的相互关系，而尤其强调了事实的重要。
    首先，吴缜给“事实”作出了明确的定义：“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意思是说。客观发生的事情，被人们“如是”地即按其本身的面貌记载下来，这就是“事实”，或者说这就是历史事实。他说的事实或历史事实，不是单指客观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单指人们主观的记载，而是指的客观过程和主观记载的统一。这是很有特色的见解。
    其次，吴缜认为，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对于史家撰写史书来说，不仅有逻辑上的联系，而且也有主次的顺序。这就是：“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有了事实和褒贬，即有了事实和史家对于事实的评价，“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吴缜说的事实、褒贬、文采，可能得益于刘知几说的史学、史识、史才“史才三长”论。它们的区别是：在理论范畴上，后者要比前者内涵丰富和恢廓；在概念的界定上，前者要比后者来得明确。
    再次，吴缜认为，“为史之意”的根本在于“事得其实”，褒贬和文采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反之，如“事实未明”，则“失为史之意”，褒贬、文采也就毫无意义了。他认为《新唐书》的弊病正在于此。
    吴缜对《新唐书》的“纠谬”究竟如何，另当别论，而他关于事实、褒贬、文采之对于史书关系的认识，并以此作为史学批评的标准，乃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新发展。这个认识，极其明确地把史学批评的理论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是格外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