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曾巩和洪迈的史学批评
    曾巩和洪迈都任过史职，于史学亦多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显示出在史学批评方面的各自的特点。
    曾巩撰有《战国策目录序》、《南齐书目录序》、《梁书目录序》、《陈书目录序》等文，反映了他的历史见解和史学思考。其中《南齐书目录序》则集中地表现出了他在史学批评方面的一些原则性认识。他论作史的目的，认为：
    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幸，郁而不发，而机嵬琐奸回凶恶之形，可幸而掩也。
    这一段话是很重要的，认为客观历史中有价值的那些部分即“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欲使之成为后人“法戒”，并“能传于久”，那就必须有一种载体即所谓“必得其所托”，这就是人们作史的目的。这实质上是讲到了历史的鉴戒作用是通过历史撰述作为中介来实现，其中包含了把客观历史和历史撰述区别开来的思想。至于说到“所托”当得其人，那是特别强调了史家的重要，所谓“意”、“实”、“析理”、“设辞”则包含了史家在历史见识、历史撰述上的要求。“意”与“实”，“析理”与“设辞”，是两对相关的范畴，也可视为判断史家的尺度。
    曾巩还提出了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即“良史”的标准，他认为：“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是对史家提出了“明”、“道”、“智”、“文”四个方面的修养及其所应达到的标准，即落实到“理”、“用”、“意”、“情”之上：前者是内涵，后者是实践效果。曾巩提出的这些概念，同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相比较，一是在理论上更加丰富了对史学的认识，二是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上更加强调“适天下之用”。这是曾巩在史学批评上的贡献。
    但是，曾巩有一个突出的弱点即缺乏通变的意识，他看不到史学的发展，反而认为自两汉以来的史学是在逐渐退步。他这样写道：
    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注：以上曾巩语均引自《南齐书目录序》，见《曾巩集》卷11。）。
    尽管曾巩也肯定司马迁是“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但仍然认为他明、通、智、文四个方面并未达到“良史”的标准。其实，曾巩所说的“圣贤之高致”的那种境界，在史学上是不曾有过的；他既然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他就应当从“圣贤”的笼罩下走出来，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史家。这是曾巩的史学批评同史学实践存在着的不相协调的地方。至于他批评司马迁“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只是重复了班彪、固父子的一些说法和唐人萧颖士等的陈说而已，多不能成立。
    洪迈的史学批评，见于《容斋随笔》者，上自“三传”下至《资治通鉴》，均有论列，广泛而零散，但其见解却十分了然：一是指出前人所撰史书存在的疏误，二是以比较的方法揭示前人所撰史书的各自特点或长短得失，三是对前人所撰史书在表述上的审美判断。现依次略述如下。
    关于指出疏误。洪迈根据《史记》的《殷本纪》与《周本纪》考察，认为在世次、年数上皆有不确处，他指出：
    《史记》所纪帝王世次，最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论之；二
    人皆帝喾子，同仕于唐、虞。契之后为商，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
    历五百余年。稷之后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历千一百年。王
    季盖与汤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则周之先十五世，
    须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数，则其所享
    寿皆当过百年乃可。其为漫诞不稽，无足疑者（注：《容斋随笔》
    卷1“史记世次”。）。
    洪迈经过推算而提出的问题，是有其合理性的，说明他读史的细致和讲求于“考信”。当然，司马迁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同时推崇孔子的“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注：《史记·三代世表序》。），但他“集世”记殷、周事，在年代上毕竟不可能做到比较准确。这是文献不足的限制，固不可苛求司马迁，而洪迈的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与此相类似的是，洪迈也批评魏收《魏书》所记世系及史事上的讹谬，他根据魏收自序其家世写道：汉初的魏无知为魏收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余年。其妄如是，则述他人世系与夫事业，可知矣”（注：《容斋三笔》卷2“魏收作史”。）。 据《北齐书·魏收传》记，魏收撰成《魏书》后，一些门阀子弟哗然而攻之，多是有关世系及先人事功方面的纠葛；魏收也确曾奉诏进行修改。洪迈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同样，洪迈还批评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谬误”。他举出沈氏为例，因而乃上及于沈约。他经过详考古有两沈国的事实后写道：
    沈约称一时文宗，妄谱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嗤诮，又不分别两沈国。其金天氏之裔，沈、姒、蓐、黄之沈，封于汾川，晋灭之；春秋之沈，封于汝南，蔡灭之，顾合而为一，岂不读《左氏》乎？欧阳公略不笔削，为可恨也（注：《容斋随笔》卷6 “唐书世系表”。）。
    沈约不知有两沈国，因而述其先世而致误，欧阳修据而不审其实，亦致误。洪迈对此考察详明，足见其功力之深。上面三例，都涉及到世系问题，亦可见洪迈的治学兴趣颇留意于谱牒领域。洪迈还批评王通、苏辙对《史记》的批评不当。他引用王通《中说》所谓“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的话，继而指出：“（王通）《元经》续《诗》、《书》，犹有存者，不知能出迁、固之右乎？”他又引用苏辙所谓“太史公易编年之法，为本纪、世家、列传，后世莫能易之，然其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故因迁之旧，别为古史”的话，继而指出：“今其书固在，果能尽矫前人之失乎？指司马子长为浅近不学，贬之已甚，后之学者不敢谓然。”洪迈由这两个事例而发论，认为：“大儒立言著论，要当使后人无复拟议，乃为至当。”（注：《容斋四笔》卷11“讥议迁史”。）当然，要完全做到“使后人无复拟议”是不可能的，但由此可见洪迈在史学批评上的严谨精神。
    关于比较得失。这是洪迈常用的史学批评方法。他就“秦穆公袭郑，晋纳邾捷穀，‘三传’所书略相似”，而分别列举《左传》、《公羊传》、《菑梁传》的有关史文，予以比较，最后评论说：“予谓秦之事，《菑梁》纡余有味，邾之事，《左氏》语简而切，欲为文记事者，当以是观之。”（注：《容斋随笔》卷3“三传记事”。）显然，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比较而作出的评论，可见洪迈的史学批评意识和史学批评方法都具有突出的自觉性。他还批评《新唐书·韩愈传》载韩愈之文而改动《进学解》文字、《新唐书·吴元济传》载韩愈《平淮西碑》文亦有所改动，均不妥，“殊害理”。又以《新唐书·柳宗元传》所载柳文与《资治通鉴》所载柳文相比，认为司马光的“识见取舍，非宋景文可比”（注：《容斋五笔》卷5“唐书载韩柳文”。）。 这里所用的比较方法又有所不同，前者是以改动之文与原文相比，后者是以抉择取舍相比，足见洪迈对比较方法在运用上的变化。
    关于审美判断。洪迈论《史记》、《汉书》文字表述之美，写道：“《史记》、《前汉》所书高祖诸将战功，各为一体。”他举出《周勃传》、《夏侯婴传》、《灌婴传》、《傅宽传》、《郦商传》，指出：“五人之传，书法不同如此，灌婴事尤为复重，然读了不觉细琐，史笔超拔高古，范晔以下岂能窥其篱奥哉？”（注：《容斋续笔》卷9 “史汉书法”。）洪迈的这一段文字也写得很美，可谓审美判断之佳作。他称赞《史记》、《汉书》善于叠用同一字、词，使所叙人物、史事有声有色，深沉凝重。他写道：
    太史公《陈涉世家》：“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叠用七“死”字，《汉书》因之。《汉·沟洫志》载贾让《治河策》云：“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凡五用“石堤”字，而不为冗复，非后人笔墨畦径所能到也（注：《容斋随笔》卷7“汉书用字”。）。
    叠用字或用叠字是《史记》文字表述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对于反映特定的历史环境、史事氛围、人物性格等，有重要的作用和效果。《汉书》在这方面是赶不上《史记》的，洪迈此处所举《汉书·沟洫志》一例，实为贾让用字，同他举出的《史记·陈涉世家》不是一回事。尽管如此，洪迈史学批评中的鲜明的审美意识，突出地显示了他的史学批评的特点之一。
    洪迈的史学批评，也存在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如他认为范晔的《后汉书》史论“了无可取”，甚至说“人苦不自知，可发千古一笑”（注：《容斋随笔》卷15“范晔作史”。）。他根据宋人笔记中所记三件史事不确，便断言“野史不可信”（注：《容斋随笔》卷4 “野史不可信”。这都过于武断，但类似的事例在《容斋随笔》关于史学批评方面的只是少数，不至于影响其积极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