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学，因其于"乾隆、嘉庆两朝，正达于高潮，学术界几乎都被他占领"①，故以乾嘉学派名之。由于乾嘉学派是乾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流派，又是有别于其它历史时期的学术，足以反映清代学术特点的学术思潮，因而也有人以"清学"称之。惟其如此，欲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特别是要研究乾嘉道时期的学术文化，必然应着重研究乾嘉学派。近年来的清史研究中，乾嘉学派也的确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是，乾嘉学派产生形成的真正原因何在？对其成就与局限应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它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何作用和影响？对这些涉及乾嘉学派的一些基本问题，从乾嘉当时，中经二百余年，直至目前，始终是毁誉褒贬不一，歧见纷纭迭出。褒誉者谓其使"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或将其比做"欧洲文艺复兴"，甚至认为其是"学问的极至"。贬毁者则将其视作"鸩酒毒脯"，"洪水猛兽"，或谓其"歪曲了汉宋两朝学术的本来面目，且给现代人文科学的研究以不良影响"，甚至说它是"民族精神文化之堕落"。为什么对于同一客观事物，竟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评价？值得深思。
    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个时代都曾产生和形成许多不同特点的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诸如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等。当时和后世研究学术思想史的人，对各个学术思潮、流派进行讨论研究时，必然会作出各自的评价，或肯定，或否定，或一致，或不一致。一般说多属于学术研究中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也只有通过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和辩难，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但是，历史是复杂的，对一些学派的不同评价中，除正常原因外，也不排除有不正常因素。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之所以毁誉褒贬不一，就有历史成见的影响，诸如汉、宋学之争的门户之见，满、汉民族矛盾斗争中的民族偏见，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存在过的极左政治对学术研究造成的极左成见，等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乾嘉学派的成就，拘限及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理应消除评价乾嘉学派中存在的历史成见的影响。现将的确存在的历史成见，加以论列：
    一、汉、宋学之争的门户之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人都清楚，贯穿有清一代，汉、宋学之争，你消我长，此伏彼起，始终不绝如缕。在两派的激烈争论中，有些汉学家，或者是宋学家，都有很深的门户之见，并将这些成见反映在他们的著作及其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中。其间，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可谓评价乾嘉学派过程中所暴露的反映汉、宋学各自门户之见的典型。
    嘉庆年间，随着康乾盛世的衰落，清朝的封建统治逐渐由鼎盛走向衰败，作为康乾盛世产物的乾嘉学派，也逐渐由昌盛走向没落。社会又面临着新的变革，这时的学术思潮也在孕育着新的变化。这时，汉、宋学之争又再度兴起。当时，坚持汉学立场的江藩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刊行了他的代表作《国朝汉学师承记》。他作为乾嘉学派吴派的传人在是书序言中说："藩自束发读书，受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按：即惠栋弟子余肖客），同宗艮廷（按：即惠栋弟子江声）。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按：指惠周焬、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代），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睱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显见，江藩是站在汉学立场来编该书的。此书，对清代汉学的师承源流、派别及其代表人物，一一记述，保存了不少学术史资料，自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却有十分浓厚的门户之见。反映其门户之见最突出的事例是，该书将闫若璩与胡渭列于卷首，而将开启有清一代学风，被公认为是乾嘉学派的奠基者的顾炎武，黄宗羲却附于卷末。其如此处理的理由是："两家之学，皆深入宋代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②仅仅以"汉"、"宋"作为划分是否有真知灼见的标准。进而认为凡采宋儒之说者，皆非真知灼见，概予排斥。足以说明，江藩的门户之见是何等壁垒森严。不仅如此，江藩为了张大汉学门户，甚至不惜削足适履，纂改史料。如他在《汉学师承记》中根据朱彬所作的《刘先生台拱行状》改作的《刘台拱传》即是典型的一例。朱彬作《行状》原文是："先生为学，自六书九数，以至天文律吕，莫不穷极幽眇，而于声音文学尤深，其考证名物，精研义理，未尝歧而二之。传注有未确，虽自古经师相传之古训，亦不为苟同，于汉宋诸儒，绝无依倚门户之见。"③而江藩据此改写的《刘台拱传》却成为："君学问淹通，尤邃于经，解经专主训诂，一本于汉学，不杂以宋儒之说。"④刘台拱本来是"于汉宋诸儒，绝无依倚门户之见"，经江藩纂改却成为"一本于汉学，不杂以宋儒之说。"如此偷梁换柱，完全按自己的汉学立场，取舍史料，涂抹学人。因此，江藩虽然对乾嘉学派及有关学者作了极高评价，我们却必须对其说法和依据，进行谨慎地分析和考辩，剥去其涂加的门户之见的迷雾。
    与江藩同时而稍后的方东树，则从宋学立场出发于道光六年（1826年）撰写了其名著《汉学商兑》。是书对清代诸考据学家，从顾炎武、黄宗羲，到惠栋、戴震，凡是有反理学倾向者，均一一抨击，诋毁辱骂考据学派"离经叛道"，乃"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在他看来，"程朱之道，与孔子无二，欲学孔子而舍程朱犹欲升堂入室而不屑履阶由户也。"然而"近世为汉学考证者"，却恰恰"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⑤因此，他顽固地站在捍卫宋明理学的立场上，破口大骂汉学如"鸩酒毒脯，裂肠洞胃"，如"洪水猛兽，横波荡流"。虽然方东树指责考据学派"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问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已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⑥确也击中了乾嘉学派之弊端，也不过是从维护宋学出发，抨击汉学时，歪打正着，我们对于方东树对汉学的批判与抨击，同样应予以分析和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