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持民族偏见的观点评价乾嘉汉学的典型论者，要推久居台湾的老一辈学术思想史专家徐复观先生了。徐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曾撰有《"清代汉学"论衡》⑩一文，此文对包括乾嘉学派在内的清代汉学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即如本文开篇所引，他总的认为："清代汉学，歪曲了汉宋两朝学术的本来面目，且给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的研究以不良影响"，甚至认为"此派考证的成果，非仅不一定超越了前人；而且许多问题经他们的考证而更远于真实。"（11）这些看法，显然有些偏颇。细读徐先生的文章，发现支配其立论的基本立场有二：其一是宋学立场；其二则是正统的大汉族立场。如徐先生在文中指出："满清以异族入都北京之年，亦即中国第三次亡于异族之年，在学术上活跃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重要人物，……怀华夏沦胥之痛，并深思其所以沦胥之故，欲在学术上挽人心于不死，乃继承中国儒家以天下为已任的大统，深一层看，依然是顺承宋代理学的大统而有所发挥推展的"（按：由此说法亦可见作者的宋学立场）。徐先生认为，此时的学者是"具有人格尊严的学者"。但继此而后的胡渭、闫若璩则"缺乏民族思想"，胡、闫的著述是为"希荣取宠之资"，"他们没有一点人格尊严的感觉，这在学术精神上，可以说完全从儒家的传统中摆脱了出来，与十八世纪的汉学家的人生态度相连结。"（11）论到乾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戴震时，徐先生说："他（戴震）四十岁后彻底否定宋学是为了迎合风气，……五十一岁时，能以举人参加四库馆，盖得此迎合之力"，甚至认为戴震"想从正面推翻宋代作为学术骨干的理"，也是由于他"窥见微旨"，即徐先生认为的乾隆"实际把理学家的基本立足点否定了"，所以戴震在评击宋代的"理"，才"特倡言之而无所忌"。（12）这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戴震批判理学的进步社会意义。这些看法大有商榷讨论的必要，本文姑且不论。徐先生为了论述汉学家没有民族气节，又谈到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华，由种族的猜妨心理，对士人采用极端的（专制屠戳）与虚伪的利诱"，"在他们的利诱政策中，最成功的莫如开设四库馆，以此"大量毁灭，改窜图书"。因此，徐先生认为"只有完全没有一点民族思想，没有一点政治是非的士人，才可在这样的政治中生存。"而"清代汉学，产生于威迫利诱达到最高峰之际"，"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当时的汉学家以能参预（四库馆）为莫大光荣"。（13）自然，在徐先生看来，当时的汉学家都是些"既无民族思想"，又"无政治是非"的人。把当时参预纂修四库全书的许多第一流的大学问家，都视作没有民族思想，没有政治是非的糊涂虫，显然有失公允。而且区分有无民族思想的准绳，完全从大汉族立场出发，也不符合中华民族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众多民族的统一体这一基本事实。而徐先生之所以对包括乾嘉学派在内的清代汉学作出完全、彻底的否定性的评价，却正是受其封建的汉族正统观立场及宋学立场的支配。
    值得注意的是，宥于民族偏见评价乾嘉学派的不仅是徐先生一人。诸如长期来把乾嘉学派的产生，仅仅归结为是清廷大兴文字狱的结果，也与片面夸大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有关。然而，至今在许多著述中论及乾嘉学派产生形成的原因时，依然简单地沿袭着这种传统说法。因此，欲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乾嘉学派，仍很有必要消除民族偏见。
    三、建国后曾经存在的极左政治倾向影响到对乾嘉学派评价形成的极左成见。这是论及评价乾嘉学派应消除历史成见的影响时，尤其不可忽视的。乾嘉学派是继宋明理学之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较大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与社会思潮，其产生、发展和没落，都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应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和评价。而且，这完全是历史学术问题，学术界完全可以自由争鸣和讨论。但是，全国解放初期，在一些学术批判运动中，往往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对乾嘉学派的研究评价也未能例外。特别是在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与考据学的同时，也株及历史上的乾嘉学派。出现全盘否定乾嘉学派的倾向，一些论者认为乾嘉学派是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的产物，是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奴仆和工具，脱离现实，烦琐饾饤，没有思想，从其治学内容到其治学方法，都一无可取之处，纯系封建糟粕。不仅如此，有些论著甚至提出："如何评价清代考据学也是近现代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种极左气氛下，乾嘉学派成了研究的禁区，人们对之噤若寒蝉，偶而触及，不敢说是，只敢说不。稍有异议，论者便会导致对自身的批判。六十年代初，报端上有篇短文谈论闫若璩的治学精神，肯定闫若璩"学风实事求是，勇于怀疑，敢于做翻案之章"。本来，从学术争鸣的角度，这篇短文的看法与评价是否正确，完全可以商榷讨论。然而，这篇短文的作者很快便遭到批判。"棍子"、"帽子"满天飞，指责其对闫若璩"全盘肯定"、"盲目颂扬"，"制造非考据不算学问的学风"，是要"引导青年人埋头于琐屑的考据"。随后，这种批判性的舆论，愈演愈烈，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彻底批判砸烂"封、资、修"，"大、洋、古"，乾嘉学派理所当然的被视为封建主义的黑货，是"烦琐考据"、"玩物丧志"的典型。这种流风所及，不仅对乾嘉学派的研究无人问津，甚至连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这些进行古典文史哲研究的基本训练，也被视为无用。这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给亿万人民的心灵深处烙下极深的创伤，对学术研究造成极大的祸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从建国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学术界对乾嘉学派尚没有开展认真的研究。因而，长期来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论述乾嘉学派的专著，很有研究份量的论文也不多见。反之，大批判里手罗思鼎有关乾嘉学派的批判文章；《论乾嘉学派及其影响》、《评乾嘉考据学派的方法论》等极左的妙文，则称霸学坛，制造混乱，造成恶劣影响，对此决不能低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实事求是的政治思想路线指引下，学术界对乾嘉学派又开展了讨论，日趋采取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性的论文，对于乾嘉学派产生形成的原因，乾嘉学派的流派及其发展阶段，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乾嘉学派的弊端及其历史拘限，和对乾嘉学派学者的个案研究，等等，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应指出，这些讨论和研究还只是初步的，许多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长期来极左的政治倾向对乾嘉学派研究造成的消极影响，还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进一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