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法国史学界中普遍认为，迄今为止法国的历史学仍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但究竟有哪些史学流派，说法不一。不过确有不少人谈到了目前在法国颇为盛行的“新史学”。“新史学”的代表人物以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为学术活动基地，与“加利玛尔”（Gallimar）、阿瑟（Hachett）、弗拉玛里翁（Flammarion）等出版社保持密切联系；主编《新克利奥》、《历史图书馆》、《人文科学图书馆》等历史丛书，并经常通过《世界报》、《新观察报》和《费加罗报》来宣传他们的观点，如同美国史学家赫克斯特尔说的，“新史学”似乎成了法国的“第一号科学”。
    什么是“新史学”呢？据该派的代表人物说，“新史学”的使命是“通过各种变动和稳定现象的折射来为人照亮前进的道路，并为他在物质和精神、经济和智能的因素之间保持平衡，还向他提供，而不是强加某种选择的可能性”①。此外，“新史学”还要使“科学和知识的综合体”产生一定的转化，“使之符合于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概念和它的演变”②。由于“新史学”的创立者们爱用一些怪僻的字眼和晦涩的语言，因此，乍看起来，很难理解以上引文的意思。
    如果结合“新史学”的两部代表作来加以说明，会有助于我们对“新史学”含义的理解。“新史学”的一部代表作是《再创历史》，主要由该派一部分成员所写的论文汇集而成，共分三册，出版于1974年。该书第一册名为《新的问题》，主要谈历史科学中的认识论。此册前言称，“新史学”摒弃实证主义，同时也不求助于汤因比，更不照搬黑格尔，而是以自己“完整的理论”、“崭新”的面貌出现于法国史学界。又指出，由于不少旧学科的更新和新学科的产生，因而历史学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手段是势在必行的③。第二册名为《新的研究方法》，其中分别论述了经济史、宗教史和历史人口学等问题。书中提到，有关这些方面的历史都与文化、心理、政治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第三册名为《新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对神话、宗教、节日、气候、心理等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其中不少内容似乎已超越历史研究的范围，使人感到“新史学”派探索的领域十分广阔。另一部代表作《新历史》出版于1978年。它类似一部辞书，除几篇重要论文外，还包括许多详尽的释文，全面地阐述了法国“新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内容。其中较重要的论文有“有结构史”、“社会边缘集团史”、“物质文化史”、“精神形态史”等，释文有“文化适应”（即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饮食”、“死亡”、“两性关系”、“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等。
    为了进一步了解法国“新史学”，有必要简单地追溯一下它形成的过程。1975年，由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④主持的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正式从中独立出来，组成了今日在法国颇有影响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大约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谈论法国“新史学”。去年，被公认为“年鉴派”元老的布罗代尔已逝世，自称为“年鉴派”第三代的费罗⑤和勒哥夫⑥等人仍以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为基地，继续出版由“年鉴派”奠基人之一费弗尔⑦于1946年创办的《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杂志。他们公开打出了“新史学”的旗帜，并声称他们这样做正是根据布洛赫⑧和费弗尔等人的思想，深入探讨历史上的各种问题。
    其实，人们对“新史学”继承“年鉴派”思想的说法深表怀疑，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新史学”倡导者们的主要论点，就可发现，他们早已同“年鉴派”背道而驰了。原来的“年鉴派”曾提出了“总体史”的概念，即认为，历史科学触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历史本身是多层次的，每个层次又是互为联系的，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具有一种“不间断性”。“年鉴派”还认为，人类社会也是一个“总体社会”，它分成经济、政治、文化等体系，在这些体系下面还有许多附属体系，它们也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此外，在“年鉴派”看来，在人类历史上占特别重要地位的不是个别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与此相反，“新史学”派则主张，历史的“间断性”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从根本上否认各种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看来，由于神话、亲属体系、语言规律等一直左右着人，因此人在历史上也就无法发挥作用。总之，原来“年鉴派”关于“总体史”的概念已不足取，而应该代之于着重研究历史上个别的、互不联系的事件、人物和现象。难怪人们在该派的代表作《新历史》一书中看到不少诸如《气候：下雨和天晴的历史》、《身体：病人和他的历史》、《烹调：十九世纪的一份菜单》等文章。
    二十世纪初，针对实证主义史学家单纯收集、罗列历史事实和不加分析地讲述、编写历史的弊病，布洛赫和费弗尔提出了“总体史”的概念，试图从宏观上去解释人类的历史。半个世纪后，自称为继承“年鉴派”的“新史学”却抛弃了他们的学说，又回到了对人类社会的某些侧面和片断进行繁琐考证上来，由此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别。正如布罗代尔说的，自七十年代以来，《年鉴》杂志已改弦更张，与布洛赫、费弗尔等“年鉴派”创始人的思想大唱反调，变得面目全非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