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
    华岗同志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是1930年写成、1931年由上海春耕书店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这是一部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作为亲历了这次革命运动的华岗来说，许多经验和教训都亟待总结，以鼓舞处在革命低潮时期的人们的斗志以及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教训是惨痛的，“不但教训了领袖，而且教训了群众”（注：华岗：《中国大革命史·自序》，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此系根据上海春耕书店解放前的版本重印。此版只更正了个别明显错句错字，其余一如原貌。）。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地保存这段史实，并对其进行总结，就非常必要。对此，华岗说：“现在正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同时又是新的更深刻的革命浪潮将要兴起的时候，我们仔细研究过去的大革命各种重要流变的过程，学习过去大革命的经验，求得许多活的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以帮助推动我们当前的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注：华岗：《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绪言、第132页。 ）总结过去，用于当今，以便顺利走向革命胜利，正是华岗编著该书的目的。
    《中国大革命史》的撰作，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当代人撰当代史的一个范例，是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在该书的重版前言中，廖盖隆曾说：“从那时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华岗同志的这本书到现在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注：廖盖隆：《中国大革命史》重版前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这是对该书价值的确评。今天看来，该书的优长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该书保存了大量史实，将中国大革命由兴起、高潮到失败的全过程详尽地记述下来，并深入分析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华岗在书中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所掀起的这场革命运动，对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痛斥。“为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流血牺牲的几十万革命烈士，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注：廖盖隆：《中国大革命史》重版前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华岗毅然为革命者立传，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注现实的具体体现。该书收集了许多宝贵的材料，真正起到了“真确史实之流传”（注：华岗：《中国大革命史·自序》，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此系根据上海春耕书店解放前的版本重印。此版只更正了个别明显错句错字，其余一如原貌。）的作用。成为人们认识这段历史必须阅读的参考著作。
    其二，注意阐发大革命的意义，以达鉴往知来、鼓舞后者之目的。对于大革命来讲，华岗既是参与者，又是研究者，再加上他谙熟党的路线和政策，十分关注国际国内革命发展的动向，故而对大革命意义的阐发，往往能洞幽发微，击中要害。如论述“五卅”运动，首先从各个方面论述了这个运动的影响，接着分析它的历史意义，指出：“这是第一次使中国革命群众化的历史关键--它展开了中国革命一个新的时期。从五卅事变起，中国革命才连肉带骨的现形于世，才成为实在的力量。”（注：华岗：《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绪言、第132页。）并指出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 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都是五卅事变的直接产物。华岗的分析，经受了历史的检验，一直到1980年，李新等人在重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也是这样来论述“五卅”运动的意义的。足见华岗所论，影响深远。书中还有不少看法和观点，也一直被延续使用，有的已成为公论。
    当然，由于该书成于当时，受当时历史环境以及华岗本人当时的理论素养的限制，书中有一些提法是过时的甚或是错误的。如“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话当作是不容置辩的绝对真理，而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对于当时犯有“左”倾错误的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也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注：廖盖隆：《中国大革命史》重版前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存在教条主义倾向。再如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由于华岗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曾一度背叛革命，于是认为它与大资产阶级一样，理应被打倒，没有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他们应采取斗争和团结的方针。这当然是错误的。分析一个史学家的成就和局限，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其实，华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是受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影响。1928年，也就是他积极搜集资料，撰写该书时，他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就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向（1927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政治的决议与革命的需要在华岗史学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仅仅是华岗，几乎所有的在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来说，一些过时的和错误的史学思想，作为一份史学遗产，同样是有意义的。它对于弄清一个历史学家的成长过程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走过的曲折历程，都是很必要的。
    进入40年代末，华岗又撰写了诸如《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1949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49年）、 《五四运动史》（1950年）等一批有关近现代史的专著，这些专著与《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一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关于近现代史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开辟近现代史专题研究的道路开了一个好头，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