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努力探索者
    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有了长足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一大批社会史、思想史、通史著作的出现上，更主要的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越发自觉地注意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进行研究，为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这些方面，华岗与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基本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反击一切反动的历史观，诸如日本御用学者所宣传的侵略史观等。二是自觉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走过的历程，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不断完善与发展，诸如对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反思等。华岗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也基本上是在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这一时期，华岗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文章，诸如《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怎样学习中国历史》、《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等，成为当时最注重理论探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
    华岗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中，最能体现其思想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阐明历史研究的目的，换言之，即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他说：“为了改造现在和争取将来，必须熟悉过去，对于过去知道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就越加懂得现在，也越有把握改造现在和预测未来。”（注：华岗：《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载《中国历史的翻案》，作家书屋1946年版。）立足于现实而研究历史，是华岗的一贯主张。这既是对传统史学“资治”、“借鉴”思想的继承，又是针对新的历史条件所提出的严肃任务。这种直面人生和社会，坚持从历史研究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的思想，代表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特点。
    其二，阐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具体的结论，又不能盲从。关于历史科学化的问题，30年代就曾有过争论。40年代，重庆的一批进步学者又提出这一问题，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使中国古老的史学在一种新的条件下，走上一条真正科学的道路。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得科学化正在变成现实。有人则认为，中国历史学的科学化还没有到来，人们对传统史学理论、对西方史学理论，还没有很好地研究，等等（注：马浚：《论中国的历史观之科学化》，载《大学》第1卷第9期，1942年。）。对此，华岗指出，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有着数千年的史学传统，诸如董狐、司马迁、刘知几等等，都曾有过相当出色的史学见解。到了近现代，人们又从外国传入了各种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史学理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真正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历史成为科学，人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的历史，才能真正探求出中国历史的规律，从而为中国解放找出正确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并没有穷尽真理，我们遵循的只是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拘泥于它的个别的具体的结论。历史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在发展。华岗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曾说：“科学所以被称为科学，是因为它不承认任何偶像，是因为它不仅能够掌握有系统的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且能够实事求是，探求真理，并在必要时变革这种客观事物，以适应人类进步的要求。”（注：华岗：《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载《中国历史的翻案》，作家书屋1946年版。）华岗的这些见解，不仅在当时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就是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三，阐明“实事求是”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法则。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各种思想意识都受阶级的影响，于是就形成了认识主体和历史客体之间的矛盾。华岗认为，要解决这一矛盾，治史者必须抱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实事求是”的法则。华岗坚决反对篡改、歪曲、阉割和捏造历史，并对历代御用学者不顾客观历史事实，肆意篡改历史，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流弊进行了猛烈批判。十分可贵的是，华岗还指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也不应该“捏造一些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历史事迹”，因为，“我们要使人类历史真能发生推动解放斗争的重大作用，那首先必须要所根据的历史事实是完全真实的”。如果前提不真实，就会使历史学“丧失客观真理的意义”，反而不能为人民解放斗争服务。“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容许人们说谎行骗”（注：华岗：《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载《中国历史的翻案》，作家书屋1946年版。）。这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还没有完全贯彻历史主义原则的当时，确实使人耳目一新。
    其四，在研究历史的方法上，华岗提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双向考察。他认为，社会结构的各层次有着它的相互之间的“历史适应性”，这“在历史研究方法上，是基本的重要问题之一”，纯粹以思想观念、政治形态等社会上层建筑来作为解说一切历史事实的根据，固然不对，但如果由此认为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念等等对社会生活没有意义，也同样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既要注意到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又要关注社会意识对物质生活条件的反作用。“在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应该严密注意到这一点，以免落于观念论或机械论的窠臼”（注：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载《学习生活》第2卷第2号，1940年。）。
    其五，提倡比较研究。华岗认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笼统来讲，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基本是相同的，如果没有比较研究，就很难找出它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也很难说清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窥见世界历史的丰富多彩以及在这丰富多彩背后的历史规律。而且，“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世界史上一般发展法则的基础上，渗透了独有的特殊性，特别是封建制时期比较长。我们的研究，应力避抽象的原理式的叙述，而要尽可能去发现活的历史的具体面貌”（注：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载《学习生活》第2卷第2号，1940年。）。华岗提出的这一研究方法，是有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之初，公式化、教条化地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中国历史头上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忽视了中国历史的实际。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陷于搬弄原理的公式主义，很少把握到中国历史的具体性”（注：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三联书店1962年版。）。30年代末4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意识到这一问题，翦伯赞、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何干之等人便开始反思这一失误，摆脱理论上的公式化、简单化，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动向。华岗加入这种反思的行列，并提出以比较研究来弥补这一缺陷，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应当说是富有时代意义的。
    总之，华岗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所做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明确了历史学研究的方向，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华岗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是兼有革命战士和学者双重身份的历史学家，因此，他每每将自己的历史研究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抗战时期，日本学者秋泽修二借撰写《支那社会构成》为名，公然为日本侵华寻找历史根据，提出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是“亚细亚的停滞性”，而这一种停滞性靠中国自身是不能解决的，必须在“外力”推动下才能前进。“中日事变”就是打破这种“停滞性”的转机。这种反动史观一出台，就遭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华岗就是其中的一个。为此，华岗撰写了《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文中大量列举了秋泽修二《支那社会构成》中的观点，批判了中国历史循环论与所谓“退化性格”、所谓“亚细亚的停滞性”与暴力史观等。并严正指出，“他们站在暴力史观的立场”，“不愿正确记载和解释过去的事变”，企图“根据一定的侵略政策来制造历史，甚至不惜公开说谎”。但是，历史是无法伪造的，“历史是最公正的审判官，中华民族的解放，是朝着它应走的路径迈进着”（注：华岗：《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载《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1940年。）。华岗就是以这样的战斗性格，通过严肃的历史研究，来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