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就是这样。“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从事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专家费罗就曾提出：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个神话，一种残存的思想意识；法国大革命不过是那么一个历史现象，而绝不是资产阶级革命⑩；至于后来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和1870年“九月革命”只不过是重复法国大革命而已，它们之间既无内在联系，也无任何意义。费罗的这些观点，无论是“年鉴派”的创始者，抑或布罗代尔恐怕都不会同意。
    下面我想再简单介绍一下在“新史学”的旗帜下，目前在法国史学领域里兴起的颇为风行的两门学科：“历史人类学”（Anthropologie hisotorigue ）和“精神形态史”（Histoire des mentalites）。
    “历史人类学”，据《人文科学之家》历史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罗热·沙尔蒂解释：“‘历史人类学’就是在历史这个领域里去回答人类学所提出来的问题，如人的饮食、穿着、住宅、两性关系、婚姻、家庭等”。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新历史》中写道，“我们为历史人类学下的定义是：它乃习俗的历史，即身体、动作、饮食、感情的习俗，精神状态的习俗”（11）。如果打开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1983-1984年的教学大纲，赫然在目的就有称之为“历史人类学”的专门课程。这类课程的题目有：《中世纪西方的历史人类学》、《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人类学》、《马格里布的历史和人类学》、《工业革命前法国的社会和亲属关系》等。此外，还有不少使我们感到新奇的课题，如《中世纪动作表达的体系》、《法国婚姻的实践和亲属关系的作用》以及《医院及社会》等。
    由于“历史人类学”触及人类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与此有关的著作简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最早一部著作要算弗兰克林在1890年写的《往昔的个人生活》。此书叙述了法国人先前的居住、穿着、饮食等各种生活问题。后来布罗代尔写的《物质生活和资本主义》一书则是叙述法国工业革命前人们的生活状况，因而被公认为论述历史人类学的一部代表作。1969年出版的法国农业史专家拉杜里写的《朗格多克农民》一书，描述的是法国普通农民的生活状况，因此也被列入历史人类学的著作。
    法国史学家早就对研究人类的衣、食、住、行历史感兴趣。布洛赫在《饮食和古代法国》一文中指出：“饮食是一种纪录工具……它记述了经济生活的全部变动”。赫马尔廷格尔在《饮食史的研究》一书中还仔细地考证了从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间欧洲人民食肉的情况，并力图把它与当时的社会变更联系在一起（12）。由于历史人类学着眼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之阐述这类问题的著作通俗易懂，所以这门学科在法国很有影响，这方面的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十分畅销。
    说到“精神形态史”，首先碰到的难题是译法问题。目前在英文和意大利文中，由于把握不住法文“mentalité”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只好将此照搬过去， 变成英文“mentality”和意大利文“mentalité”。据说在德文中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它的含义。至于在中文中将它译成“精神形态”或“心态”，恰当与否，还有待于商榷。
    那么什么是“精神形态史”呢？说法不一。芒德鲁说，“精神形态史”是人对“世界各种看法”的历史（13）；迪比（14）则认为，它是“价值体系的历史”（15）；还有人则把精神形态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
    据说在法国研究“精神形态史”的大师有三位，如果论资排辈，先后应为费弗尔、迪比和芒德鲁。1984年春天，我有幸在法兰西学院再次见到迪比先生，他对我说，本世纪法国史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三十年代前“政治史”研究是主流，三十年代后转向“经济史”的研究，自六十年代起研究“精神形态史”开始占上风。他认为，只有在“经济史”、“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上，才能钻研人类的“精神形态史”。研究“精神形态史”乃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峰，是全世界史学的必由之路。
    总之，研究“精神形态史”确系法国史学界的“特产”，目前在这个国家非常时髦，不少人纷纷宣布放弃传统的对“政治史”和“经济史”的研究，转向人类“精神形态史”研究。如迪比和勒哥夫等人就在从事中世纪的人如何幻想、怎样做梦等问题的研究。下面不妨从《再创历史》，这本书中摘引两个例子来说明他们是如何具体研究“精神形态史”的。
    第一个例子是，大约在公元六世纪，一位罗马的修道院长在临终时向上帝忏悔，他曾经私藏过三块小金币（这在当时是触犯教规的），大主教格里戈里在得悉此事后，不仅没有宽恕死者，反而下令将他的尸体扔到垃圾堆上示众。作者通过对这一事件的研究认为，这是古代哥德人惩治罪犯的遗俗的反映，因而也就是“精神形态战胜了教义”（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