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说的“大治乱得失”，比较容易理解。他说：“且如读《史记》，便见得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知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注：以上均见《朱子语类》卷83。）《史记》揭示了秦汉之际的兴亡得失，而《春秋》却并不“说破”，是寓其义于史文之中。其实《春秋》文字过简，于兴亡得失之故实难昭示明白。朱熹有时也离开具体的史书而讲他自己对于治乱盛衰的认识，如说：“物久自有弊坏。……秦汉而下，自是弊坏。得个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又得唐太宗起来，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注：《朱子语类》卷134。）这话，似更能说明他讲的“大治乱得失”的含义。
    总之，可以这样说：朱熹认为，《春秋》写出了大伦理，《史记》写出了大治乱得失，它和《后汉书》、《三国志》的许多篇章写出大机会。这是他对有关史书在这方面的成绩的肯定，同时也是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标准。在北宋和南宋，跟这种认识相同或相近的人并不少见；因为朱熹有更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所以也就更有代表性。
    四、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
    目录之书的发展是宋代文献学成就的一个方面。同时，目录之书的史类部分，也包含了许多值得总结的史学批评思想。《郡斋读书志·史类》、《史略》、《直斋书录解题·史类》在这方面各有成就。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所含史类有十三目，第六目为“史评类”。这是史书分类上较早把“史评”独立出来的做法，足以证明人们评论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晁公武所说的“史评”，既包含了《史通》、《史通析微》、《五代史纂误》等史学评论之书，也包含了《历代史赞论》、《唐史要论》、《唐鉴》等历史评论之书。可见，晁公武并没有把二者区分开来。但是，《郡斋读书志》既是目录之书，其性质决定了它的主要评论倾向当是在史学批评方面。
    晁公武的史学批评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对史学有一个提纲挈领、统观全局的认识。他在《史类》总论中写道：
    后世述史者，具体有三：编年者，以事系月日而总之于年，盖本于左丘明；纪传者，分记君臣行事之始终，盖本于司马迁；实录者，其名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而已，初无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编年、纪传，则各有所长，殆未易以优劣论。虽然，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于一人善恶之迹为详，用此言之，编年似优，又其来最古。而人皆以纪传便于披阅，独行于世，号为正史，不亦异乎！旧以职官、仪注等，凡史氏有取者，皆附之史，今从焉（注：《郡斋读书志》卷5。）。
    他以编年、纪传、实录三“体”，统率史学，表达了对史学的独立的见解。他认为编年、纪传“各有所长”，但仍倾向于编年。他解释职官、仪注之书何以入于史类的原因。这些，构成了他对史类之书的整体认识。人们可以不完全同意他的论点，但必须承认他认识问题的方法确有高屋建瓴之势。
    二是他从史学发展趋势出发，认为必须给“史评”一定的地位。他写道：
    前世史部中有史钞类而集部中有文史类，今世钞节之学不行而论说者为多，故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为史评，附史部，而废史钞云（注：《郡斋读书志》卷7《史评类·刘氏史通》。）。
    晁公武能够根据史学发展趋势而变通目录书的分类，是很高明的。这段话很确切地表明，评论在宋代有了突出的发展。
    三是他在评论史家的思想和著作时，能够深入地分析史家所处的环境和遭际，如对司马迁、陈寿的评论，是能反映他的这种思想和方法（注：参见《郡斋读书志》卷5《正史类·史记》及《三国志》。 ）。他的分析或许难免有穿凿之处，但他的方法是应当受到重视的。
    高似孙的《史略》是一部目录书，也是一部论史学之要略的书，有鲜明的史学之简史的特色。同时，高似孙也有突出的史学批评意识。他自谓“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注：《史略·序》。），并在书中有所贯彻。《史略》卷四有“史评”一目，与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赞、史草、史例、史目等并列；但它只是因旧史之名而分别胪列，故“史评”之下仅著录“王涛《三国志序》”和“徐爰《三国志评》”，足见其在史书分类上的思考远不及晁公武。《史略》卷一有“诸儒史议”一目，列举扬雄、班固以下20人对《史记》的评论，则是很典型地反映出高似孙对重要史书之批评史的重视。高似孙对唐人撰《隋书》及《五代史志》颇为推崇，他评价说：
    唐贞观中，诏诸臣分修五代史。颜师古、孔颖达撰次隋事，起文帝，作三纪、五十列传，惟十志未奏。又诏于志宁、李淳风、韦安化（仁）、李延寿、令狐德棻共加k23j207.jpg缀，高宗时上之。
    志乃上包梁、陈、齐、周，参以隋事，析为三十篇，号《五代志》，与书合八十五篇。按《隋志》极有伦类，而本末兼明，准《晋志》可以无憾，迁、固以来，皆不及也。正以班、马只尚虚言，多遗故实，所以三代纪纲，至“八书”、“十志”，几于绝绪。《隋志》独赅五代、南北两朝，纷然殽乱未易贯穿之事，读其书则了然如在目。良由当时区处，各当其才：颜、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学，故但修纪传，而以十志专之志宁、淳风，顾不当哉（注：《史略》卷2“唐修隋书”。）！
    这里所论，除对《史记》八书、《汉书》十志有失公允外，对《隋书》的分工修撰与评价，是中肯的。尤其是他强调《隋志》包含五代、囊括南北，把“纷然殽乱未易贯穿之事”写得清晰了然，于史学见解之中也透露了他的历史见解，即南北本应贯穿为一体思想。《史略》一书所包含的评论，有引自前人而交代了由来的，有作者自撰的，有借鉴前入之论稍作变通而未交代由来的（注：如《史略》卷2 论“颜氏所注重复”，采自《容斋续笔》卷12“汉书注冗”；《史略》卷4“史草”论《新唐书》载韩柳之文有不当处，采自《容斋五笔》卷5 “唐书载韩柳文”。），故在史学批评之整体面貌上显得逊色。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解题”名书，表明着意于批评。此书仿《郡斋读书志》而作，故在形式、内容、评论方面，多受后者的影响。然其史部之书在分目上与后者颇有异同，凡十六目，多于后者三目。在学术批评上，陈振孙往往提出独到的见解。他在评论《史记》时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窃尝谓著书立言，述旧易，作古难。“六艺”之后，有四人焉：摭实而有文采者，左氏也；凭虚而有理致者，庄子也；屈原变《国风》、《雅》、《颂》而为《离骚》；及子长易编年而为纪传，皆前未有其比，后可以为法，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之（注：《直斋书录解题》卷4《正史类·史记》，）？
    这里，讲事实，讲伦理，讲文体之变，讲史体之易，“前未有其比，后可以为法”，确是卓见。陈振孙论赵明诚《金石录》一书时写道：
    本朝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订详洽，如刘原父、吕与叔、黄长睿多矣，大抵好附会古人名字，如“丁”字，即以为祖丁；“举”字，即以为伍举；“方鼎”，即以为子产；“仲安区”，即以为偪姞之类。邃古以来，人之生世夥矣，而仅见于简册者几何？器物之用于人亦夥矣，而仅存于今世者几何？乃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实焉，余尝笑之，惟其附会之过，并与其详洽者，皆不足取信矣。惟此书跋尾独不然，好古之通人也。明诚，宰相挺之之子。其妻易安居士李氏为作后序，颇可观（注：《直斋书录解题》卷8《目录类·金石录》。）。
    这一段文字反映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历史信息，即宋人多有“蓄古器物”的风气，可见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同时，牵强附会之论亦颇流行，于是更可见《金石录》的可贵。《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史部目录类》称此书云：“其解题与晁氏相类。马端临作《经籍考》，以《读书志》及此编为蓝本，则其典核可知矣。”（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8《史部十四》。 ）这反映了《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二书在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两宋时期，史学批评获得多方面的成就，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呈现出繁荣景象，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位置。这里所论述的，远不能尽其详；而有的史家的史学批评思想如郑樵的“会通”理论，笔者已有专文论列，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