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戴震的突出成就，不仅仅是他的考据训诂之学，而在于他有《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痛诋宋儒之学，提出了自己反程朱之学的人性论和理欲说，但这决不能成为"皖派"的特殊成就和特征。此仅戴震一人所为。戴震盛推其乡学者江永，并承认与江永的师承关系。但江永宗宋学，而戴震反宋儒。江永曾为朱熹《近思录》作注，他在《近思录集注》自序中说：
    道在天下，亘古长存，自孟子后，一线弗坠，有宋诸大儒起而昌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功伟矣！其书广大精微，学者所当博观而约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为《近思录》十四卷，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其于学者，心身疵病，应接乖违，言之尤详，箴之极切，盖自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朱子尝谓：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又谓《近思录》所言，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则此书直亚于《论》、《孟》、《学》、《庸》，岂寻常之编录哉！
    从这段议论中，可见其尊崇宋儒的程度。其著《礼经纲目》一书"亦本朱子《仪礼经传通释》"（25）不难看出，在对待宋学的态度上，戴震显背师说。其师江永，乃承其声韵、名物、训诂、算学、制数之考据。既其治学路数也并不尽同，清代有人曾分析道："盖戴氏师江氏，而江氏之学由性理以通训诂，戴氏之学则由训诂以究性理。"（26）这是很有见地的论断。戴震以后，其弟子也只承其训诂一途，其弟子如段玉裁已不反宋学。皮锡瑞说："段玉裁受学于震，议以震配享朱子祠，又跋朱子《小学》云：'或谓汉人言小学谓六书，非朱子所云，此言尤悖。夫言各有当，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段以极精小学之人，而不以汉人小学薄朱子《小学》。"（27）在对待宋学态度上，段玉裁显违庭训。其师承戴震，考据训诂而已矣。不难看出，所谓"皖派"学术渊源，唯考据训诂一脉相承，而考据训诂，又非江、戴学门所独擅，乃乾嘉汉学家所共长。所以也就无派可言。但十分有趣的是，戴震反宋儒的理欲观却能在所谓"吴派"学者中找到共鸣。例如惠栋"则以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灰。"他在《易微言》中，提出了与宋儒对峙的天理、人欲观："好恶得其正，谓之天理"，"后人以天理、人欲为对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谬。"其实戴震后来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提出的理欲说，即本源于此。又如王鸣盛对程朱律人过严，绳人过刻，至为不满，骂程朱为狂士："程朱律己至严，故绳人亦似刻，哲宗折柳，程子即进而面诤，朱子论三代以下人物，几无一免于讥贬者，而于七十子及孟子，亦皆所贬，如程朱者，诚狂士也。"（28）在朝廷推崇程朱理学的清代，发此议论，着实需要一些胆量的。钱大昕虽非公开反对宋儒，但其所论更甚于王鸣盛，他甚至认为妇女改嫁无可非议，公开反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女必从一夫的妇道观：
    先王设为可去之义，义合则留，不合则去，……故嫁曰归，出亦曰归。……然则圣人于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妇之义，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妇。后世闾里之妇，失爱于舅姑，谗间于叔妹。抑郁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宠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准之古礼，固有可去之义，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先儒戒寡妇之再嫁，以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予谓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于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则可去，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过在妇欤，不合而嫁，嫁而仍穷；自作之孳不可逭也；使其过不在妇欤，出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知女子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妇道者虽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节者虽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谕先王制礼之意也。（29）
    钱大昕还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摘录了元人沈圭"妇人以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这句话，称其"却是救时名论。"（30）这些精彩的文字，竟然出自乾嘉时期一位汉学家的手笔，实令人叹服！其反宋儒理欲之说，实与戴震共鸣。柴德赓先生对此曾有过这样的分析："我多年来怀疑钱竹汀是个谨慎小心的人，怎么，象戴东原那种气势不可一世的人，竹汀会先去拜访他，戴见钱以后，说当今之世，吾以晓征为第二人，当然以第一人自居，而竹汀一直钦佩他，不以为忤，究竟是什么缘故？从竹汀这些议论中，我体会到除了对东原的学问佩服以外，对他象《孟子字义疏证》中说的，'以法杀人犹可救，以理杀人无可活'那种谴责清朝统治者的话，不仅能接受，而且起了共鸣的。"（31）钱大昕的学问以博雅著称，著述丰厚鲜有人比。但江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在钱大昕传纪中却专门较长的著录了钱大昕关于妇人再嫁不为失节的那段文字，可见江藩对此论之欣赏与赞同。戴震反宋儒的人性论与理欲说，即别于其师门，又异乎其弟子。而却与惠栋及其弟子同出一辙，吴、皖之学何可区分？戴震晚年作《孟子字义疏证》，当时鲜有通其意者，唯"皖派"学者洪榜盛称此书，但洪榜也将其视为训诂之作，认为此书"非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度数而已矣。"（32）当时真正能够理解此书并给予高度评价的是一位江苏学者，即焦循。焦循未被当代学者列入"吴派"，但也决不属于"皖派"，他在题《孟子字义疏证》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性道之谭如风如影，先生明之如昏得朗，先生疏之如示诸掌，人性相近，其善不爽，惟物则殊，知识罔罔，仁义中和，此来彼往，各持一理，道乃不广，以理杀人与圣学两。"（33）文字不多，但对戴氏的人性论和理欲观可谓深知，要比洪榜更解理戴氏。综上所述，戴震的思想精华在所谓的"皖派"中，并无师承，而却与"吴派"考据学者取得共识，在"皖派"以外的汉学家中得到共鸣，因此，戴震的思想精华不能成为划分"吴派"、"皖派"的根据。其实，乾嘉考据学者是同一个学派，在同一学派中，不管这些学者的治学宗旨多么相同，总能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各自的风格。但这不能做为划分派别的依据。为什么对这些学者相同的治学特点视而不见，而偏偏要专摘其差异以予划分派别呢？这种见木不见林的分法势必造成混乱。其实，在所谓"皖派"中，我们不是也可以找出各位学者的学术差异吗？戴震不同于江永，戴氏弟子也有别于戴震之处。在所谓"吴派"中也是如此，王鸣盛、钱大昕不同于江声、余萧客，即王鸣盛与钱大昕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相异之处也不少。难道我们还需要再分以派别吗？在清代，宋学、汉学之分乃客观存在，但江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却遭到清人，乃至当代学者的责难，认为有门户之见，难道我们又把汉学分成什么"吴派"、"皖派"，还有什么"扬州学派"，就不是门户之见吗？以笔者所见，乾嘉考据学派（或称汉学）乃历史客观存在，以此一派称之，足矣！对其再分成"吴派"、"皖派"乃大可不必，因为这不符合事实，颇有画蛇添足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