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完成了由传统史学向现代新史学的嬗变，成绩斐然。留 学生创荆披莽，前驱先路，是中国历史学向现代转型的主要推动者。
    一、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新史学的诞生
    导致中国传统史学发生嬗变的直接动力是西学的传入，西学对中国史学转型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进化史观，留学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输入的主要载体。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在此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中，虽有史家提出历史发展观，但从整体习惯上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上古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越到后世，大道衰微，历史越退化。而进化史观则认为，历史是进步的，而且是有因果关系的，有“公例”可寻。这种变化发展的历史观大大开拓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与思路，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推动中国史学从晚清的经世史学向社会进化史观为指导的现代新史学过渡。
    20世纪初叶，一代学术大师梁启超以社会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建构起新的史学理论体系，首开中国史学革命之先声，中国历史学步入一个新的时代。1920年代以后，甲骨卜辞、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史前遗址、青铜彝器、明清档案以及太平天国文献等新史料的发现与整理 ，使历史研究所据资料由原来的经、史、子、集扩展到原始档案和地下出土的文字、典籍和 实物资料，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开阔了视野，拓宽了路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为中国 历史学提供了新方法、新资料并扩大了研究领域；实证史学为中国历史学发展扫除了尘障， 划时代地把中国传统中的古史系统从旧的霾雾中解放出来；李大钊《史学要论》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芽。
    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学分成两大学派：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一是实证史学派。
    李大钊等留学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观，1920年代，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系统 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并以此为基础对历史的基本概 念和史学理论、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0年 ，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结合大量考古和文献史料，第 一次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正式形成。而后，郭沫若继续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并不断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 行发展和补充，与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一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大先 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于受社会条件的限制，当时还未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那个时期中 国史学的主流是实证史学。实证史学是直接承继梁启超近代史学观念，将中国传统考据学与 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相结合的一种史学流派。它注重以史料为基础，以实证主义或实验主义方 法对历史进行分析、论证、解释，依靠理性的推导、逻辑论证、归纳演绎得出结论，对上古史、中古史、蒙古史、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哲学史、小说史、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 历史地理等作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为实证史学奠定了历史地位。在这一学派中，可谓群 星璀璨，其中留学生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是主要代表。他们大都兼通 中西之学，不但在史料的搜索、辨伪和考释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探索某些历史现 象的因果方面亦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虽然他们在史学研究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 但他们个人的史学功底和造诣，是一般史家们所不能企及的。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实证史学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中国历史学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向现 代的转型，中国现代新史学由此而诞生。
    二、留学生与实证史学
    实证史学是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观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现代史学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它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主流，它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由留学生完成的。
    当中国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之后，中国传统的考据史学逐渐受到西学的影响，开始吸收新 的史观和方法。西方史学中对中国传统考据学影响最大并与之紧密结合的是实证主义史学。 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是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兰克认 为，历史学是指通过搜集与辨析文献证据，并依靠这种经过辨析的文献证据使客观历史在文 字上还其真相的一门学问。兰克笃信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整体，它有着不可割断的历 史连续性；强调各个民族、时代、文化都因各自的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各有独特性和存在价值 ；反对用抽象的理性原则概括历史，要求通过深入挖掘和考订史料，客观地展现历史真实， 即在史学著作中强调“如实直书”。留学生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传入中国后，为许多史家所 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蔚为风气。胡适曾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 料 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和解释。”[1]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 证”和“拿证据来”的观点影响了不少人。傅斯年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 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2]并提出了“史学即史料学”的论断，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他们的身体力 行，西方实证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现代实证史学体系，并成为 中国现代新史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