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是李大钊。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连的。1919年以后，以李 大 钊为代表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留学生，努力宣传唯物史观。李大钊在北京几所大学任教期 间，先后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和“社会学”等课程，对马克思主义历史 观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进行探讨和传播。同时还积极发表文章予以倡导，曾发表《我的马 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
    李大钊以唯物史观批判旧史学，指出：“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史家的职分，就在买此辈权势阶级的欢心”，他认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对历史的解释全然 不同，其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及其与人类精神的影响”[15]，并说：“历史上物质 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帮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要件。”[16]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了许多以前旧唯物主义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以经济为中心 来考察社会的变革，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发现因果规律，可以“把历史提到科学的地位”。 [17]
    李大钊在不断增强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认识和研究以往历史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史学思想。其标志就是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学要论》，这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 主义史学概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芽。
    在该书中，李大钊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历史、历史研究法、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史学体系等内容。他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18]，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方面内容都属于历史的内容。但是，历史研 究必须以经济为中心，纵向地考察社会的变革。李大钊对历史的解释，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本 质问题的科学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
    在历史研究方法上，李大钊认为“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固然十分重要，然而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影响与感应”，即对历史进行解喻，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目的。并且指出，由于时代的进步，人的历史观也不断进步，因此历史的 解喻也要不断地变动。
    关于史学研究的任务和功能，李大钊指出：“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 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19]李大钊把史学分为记述历 史和历史理论两大部分，并指出历史理论才是“严正的历史科学”，反映出李大钊对历史学 本身的深刻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在中国现代新史学形成、发展过程中，涌现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后人誉为建国以前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或五大先锋。他们中除范文澜外，均为留学生。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该书从分析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入手，揭示了中国从远古到近代的社会经历过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制几种生产方式的更替，从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阐明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性。第一次根据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来阐述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并明确提出社会经济形态之更替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程，论证了中国社会发 展与历史唯物主义阐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相符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中国现代新 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时人评价该书：“是震动一世的名著，就大体看，他那独创的 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 敬仰。”[20]应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初步形成的标志就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 会研究》一书的出版。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郭沫若还钻研了殷周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在这方面取得了 巨大的成果。郭沫若在王国维等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先后出版了《甲骨文 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考释》、《金文丛考》、《彝器形象学初探》和《古代铭刻汇考》等论著。可以说，郭沫若 研究甲骨文、金文的著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至今仍是研究古文字和先秦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对先秦诸子百家的研究，郭沫若也是独树一帜的。1930年代中期以后，郭沫若学术重点转 入先秦诸子学说方面，其主要成果集中在1945年出版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郭 沫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史，对开辟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新路子起到了先导作用。 同时，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历史人物的研究甚为用功且具有独特的学术风格。1947 年，郭沫若将其研究历史人物的成果编辑成《历史人物》出版。其中，《甲申三百年祭》影 响最大，被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被作为“整风”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