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香林（1906-1978），字元一，号乙堂，广东兴宁人，是20世纪中国一位著述颇丰的史学家，一生对客家学、谱牒学、民族史、唐史、香港史、中外关系史、华侨史等都有精深的研究。仅在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方面，就有专著十余部、论文近百篇。但由于众所周知的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大陆学界对罗香林在此领域的贡献所知甚少，所以笔者不揣浅陋，撰写此文，以期抛砖引玉。
    一、罗香林对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及其主要成果
    罗香林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由来已久，就笔者所见他在这一方面最早的文章是于1928年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自汉到唐南洋事业》。40年代他任广东省文理学院校长时，主张“加重中西交通史、及南洋史地等课程”，“而于所授隋唐五代史及史学方法等，亦每举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诸关系，为学子探讨参证。”[1]（P67～68）居香港时又“以中国南方之海上交通及其文化发展为研讨重心”，[2]（P52）可见他对中外关系史研究一贯重视的态度。就笔者所见到的材料，罗香林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外关系史上宗教传播问题的研究
    罗香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期即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开始关注佛教问题。据他晚年的回忆，当时陈寅恪先生开设有“高僧传研究”和“佛经翻译文学”等课程，虽然“因为引用外文的专籍特多，所以学生每不易笔记；但又因其每讲都有新的阐发，所以学生也津津有味。”[3]（P17）另外，罗香林自己信仰基督教，所以对基督教的历史也有较深的研究。在这两种宗教之外，罗香林还旁涉伊斯兰教与真空教，洋洋洒洒，蔚为壮观，现大致概括如下：（1）佛教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大，其传播史多为学人所重。但罗香林认为“无论其自印度传出之佛教流别，与其艺术作风，本自有其原先之殊异；而其中途所受别种文化之混合，与入华传播所受各地历史与环境之影响，亦各有若干后起之殊异。”[4]（P2）所以“除为纵式之研讨，以究其时间演变之所因外，而并宜为分区研讨，以究其空间播荡所届者也。”[4]（P1）因此他悉心收集有关交广道佛教传播的资料，并考察其沿途之遗迹与文物，先后写成：《关于牧原和尚的年代问题上邱荷公先生》、《禅宗与曹溪南华寺》、《旧唐书僧神秀传疏证》、《广州光孝寺古遗--诃梨勒树与菩提树考》、《六祖慧能与广州光孝寺关系考》、《唐相国房融在粤笔受大佛首楞严经翻译考》、《广州光孝寺唐代悲心陀罗尼经幢考》、《唐时往来南海之高僧义净不空等与广州光孝寺之关系》、《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佛教各宗派之关系》、《交广道之中印关系及唐代粤桂佛教与艺术之新的发现》、《广州光孝寺唐代大悲心陀罗尼经幢考》、《摄论宗传授源流考》、《旧唐书僧玄奘传讲疏》、《玄奘法师年代考》、《桂林石刻晚唐贯休所绘十六罗汉像述证》、《南宋至唐广州光孝寺与禅宗之关系》、《广州光孝寺唐代木雕小型罗汉等像考》、《交广道之中印关系及唐代粤桂佛教艺术》等论文。
    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罗香林还著有《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和《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两部专著。前书主要论述“唐代桂林之佛教造像，其传播史实、与造作景况、艺术作风，及现存状态、与所属系统，及应有地位”，[5]（P76）“并附论其与中外文化交流之关系，与其自成系统，而克与西北各地佛教造像相提并论之特征。”[5 ]（P7～8）后书探讨自印度由海道入中国的佛教，举凡佛经翻译、宗派构成、植物传播与 赴印高僧等史实，皆有相当严谨的考证。“其中所考《首楞严经》之翻译底蕴、与诃子 树移植之关系等，亦深为佛学界南怀谨、及日本石田干之助教授等所推重。”[6]（P38）
    （2）景教研究。罗香林对于唐元两代的景教用力最多，先后写成的论文有：《景教徒阿罗憾等为武则天皇后造颂德天枢考》、《景教与中国文化》、《唐代桂林西域人摩崖题刻与景教之关系》、《唐岭南道之景教流传与刘蜕父子不祀祖关系》、《景教入华及其演变与造物特征》、《系出波斯之李珣及其海药本草》、《吕祖与景教之关系》、《 唐代景教之传入、发展、与遭禁》、《中国族谱所记基督教之传播与近代中国之关系》 、《唐岭南道之景教传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