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史分期的争论与八种“封建说”
    1919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由此构筑了中国古史分期论辩的基础与前提。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古史分期的论辩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30年代、50年代至60年代初、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引发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论战大体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等三大主要论题展开，参加论战的代表人物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等，有新生派陶希圣、梅思平等，还有托派李季、陈邦国、胡秋原、王宜昌、杜畏之等。吕振羽、郭沫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分别肯定殷商、西周为奴隶制社会，西周、战国以后为封建社会，而托派人物则否认中国社会历史曾经过奴隶制阶段，认为“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在氏族的丘墟上产生了封建社会”[1]。对于秦汉以后的社会性质，或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2]，或曰“商业资本主义社会”[3]，或曰“前资本主义时期”[4]。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揭开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大论辩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古史分期的论辩，烽烟再起，导火索为郭宝钧于1950年3月1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记殷周殉人之史实》。此文结合安阳殷墟墓葬发掘，揭示了殷代集体殉葬之史实，并对殉人的身份，作了不确定的推测，曰：“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隶，是否皆从事生产之奴隶，作者未敢进一步推断。”郭沫若看到这篇文章后，撰写《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刊于《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一文，指出：“这些人毫无人身自由，甚至连保全首领的自由都没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少数近亲者之外，必然是一大群奴隶”，“因此，这一段史实，正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此说既出，引来众说纷坛，由殉人身份的论断，掀起了新一轮的古史分期论辨。这场论辨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大体形成了三个回合：1950年至1953年为第一个回合，两军对垒主要是“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第二个回合时在1954年至1956年，由两军对垒演变成多方对阵，“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秦汉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相互角力，特别后两者，形成辨坛劲旅。至此，古史分期的论辨已达到高峰。《历史研究》编辑部从数以百计的论辨文章中，选出42篇代表作，编成《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二书，由三联书店（1956、1957年）出版，算是对前两个回合作了一个小结。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第三个回合，这一回合较之前两者，激烈程度渐趋缓和，并呈现出二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论辨更加理性化，尽量从问题的全面和思想深层去考虑自己的学术观点，如郭沫若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刊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围绕“中国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中国古代史分期的标准”两个问题，概括了50年代分期争论的内容，虽仍申明坚持“战国封建论”，但对其它学说也显示了宽容；二是结合中国通史的撰著，各派均从理论阐述到史料解释，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术界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78年10月，《历史研究》杂志社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在吉林省长春市联合召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会开得很热闹，知识分子沉寂了多年，开始又能畅所欲言。而且这是一个热门话题，无不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古代史分期已定下用郭老（沫若）的说法，中国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际。长春会上又把这个问题翻出来，西周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重有人提。会下就有一位与会的教授说：‘现在是西周封建说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5]1979年后，全国各大报刊陆续发表了许多关于古史分期的学术论文，出现了“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和“东晋封建说”等，论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直到80年代中期，论争的热度才逐渐冷却下来。
    中国古史分期论辨最为纷扰的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断限，各派虽均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依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则，但由于使用的尺度不一，或以生产工具为矩，或以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规，因此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先后出现八种“封建说”，争奇斗艳，让人眼花缭乱，学术魅力也引人入胜：
    1.西周封建说
    首倡此说者为吕振羽（注：见吕振羽：《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刊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吕氏又著：《论西周社会形势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关于中国社会完成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问题的探讨》，刊于《新建设》1959年第9期，对“西周封建说”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赞同并主张此说者有吴玉章、翦伯赞、范文澜、杨向奎、徐仲舒、王玉哲、王亚南、杨翼骧、束世澂、李埏等。代表作为：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42年延安出版）和《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1954年第1集）、杨向奎《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文史哲》1952年第5期）、王玉哲《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王亚南《西周领主经济封建社会的形成及“亚细亚生产方式”诸特点在地主经济封建社会的残留》（载于《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束世澂《关于西周封建制形成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李埏《试论殷商奴隶制向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杨翼骧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为博士生授课，一再申明“西周封建说”。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学家吴玉章在一些讲话中，也表示主张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