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何兹全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1979年何先生又发表了《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具体阐述了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变化的四个方面：即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十分清晰地描绘了中国历史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线索。1991年何先生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不仅构建了“魏晋封建说”的理论体系，还将“魏晋封建说”的研究作了一系统的总结。
    这样，在“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即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尚钺对“魏晋封建说”具有开创之功，王仲荦则有开拓之力，何兹全有集大成之劳。对于尚钺的开创之功，王仲荦在尚先生逝世之后，曾赋《挽尚钺同志》诗，概括了尚先生的学术贡献，曰：
    三千桃李列门墙，老树婆娑扑鼻香。
    若问门人谁最健，中国粲粲扶余王。
    古史自今开草昧，萌芽何必讳清初。
    从来学术难定论，且继前贤要著书。
    “古史自今开草昧”注曰：“尚钺同志主张魏晋封建论。”[11]充分肯定了尚先生在古史分期方面的学术贡献和地位。
    1959年，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受到批判，翦伯赞先生将尚钺的学术观点与“食货派”联系起来。何兹全先生说：“史学界开始批判尚钺教授和他的魏晋封建说，而我也执这一说，认为汉魏之际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我俩虽无深交，但学术思想是有共鸣的。翦伯赞教授曾著文说：尚钺同志是共产党员，但和共产党的同志走得不近，而和《食货》余孽倒似一伙。”[5]（P90）从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没有迹象表明尚钺先生与陶希圣在学术上有任何渊源关系。虽然何兹全先生早年曾受陶希圣的影响，但其以后的学术思想与陶氏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尚钺先生较为接近，同属马克思主义史学。因此，翦伯赞先生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
    对于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及由此所遭受的磨难，戴逸先生曾作了这样的评价，曰：
    他具有许多哲人常常具有的那种创造精神和执着性格。他提出了魏晋封建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说，体系最完备，论述最详尽，旗帜最鲜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论、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并称为古代史分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他对自己的学术主张，极为坚持，虽然碰到万钧压力而毫不动摇。回想那时，学术研究的环境太严酷了，有的情况简直到了可悲又可笑的地步。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到过一句：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因此持魏晋封建论的同志碰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开始尚是一般的诘辩非难，逐渐地上纲上线，成了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异端邪说，甚至扣上托派的帽子。领导命令不准在课堂上讲授魏晋封建论，其帽子之大，压力之重，令人惶惶然……从50年代中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长长的二十多年内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首当其冲，无数篇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汹涌而来。服劳役、蹲牛棚，直到家破人亡。尚钺同志遭受的坎坷经历，一言难尽，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但他一直镇静自若，处之泰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争取保留自由研究的权利。他对自己认定的真理，执着追求，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无畏气慨。阅读他的遗著，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以挑拣他在论证和运用史料中的疏失，但你不能不佩服他那种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勇气，那种“威武不能移”的铮铮铁骨，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渝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12]
    每读尚钺先生的书及戴逸先生的评论，不禁对尚钺先生的学术精神肃然起敬。
    【参考文献】
    [1]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J].中国社会史论战。2.
    [2]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J].中国社会史论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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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J].中国社会史论战。2.
    [5]何兹全。何兹全学述[C].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16-117.
    [6]李亚农。李亚农史学论集[C].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207.
    [7]尚钺。尚钺史学论文选集[C].人民出版社，1984.
    [8]马宝珠。择善而固执--上下而求索--何兹全的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N].人民日报，2001-10-27.
    [9]田居俭。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三十年[J].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M].齐鲁书社，1983.
    [10]毛佩奇。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国历史纲要·前言[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1]王仲荦。华山馆丛稿续编[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482.
    [12]戴逸。尚氏中国古代通史·序[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