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
    在八种“封建说”，西周、战国、魏晋等三说为最强，“三强”之中，以“魏晋说”最为丰富、系统，不仅成果多，队伍壮，而且还架构起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魏晋说”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局面，这自然与尚钺先生的研究和倡导是分不开的。
    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是由他的古史分期讨论而建立起来的。它曾将其古史分期理论归纳为七点：第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和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才能引起新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和发展；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反过来，生产关系也会对生产力发生作用和影响。”[7]（P354）第二，人类社会五种形态所经历的时间“越古越长”[7]（P355）。第三，除社会主义外，新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社会内部开始产生的。“在古代阶级社会中，不会存在着某种单纯的生产关系，而且相反，经常是许多不同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前行生产关系的残留和后起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与现实的主导的生产关系，经常交织在一起。”[7]（P295）第四，相似的历史现象因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会产生本质完全不同的结果，家庭公社、农村公社与农奴制大庄园解体，均出现大量自耕小农，小农分化、破产，“前者为奴隶制提供大量的奴隶新来源；后者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输送了广大的产业后备军。”[7]（P355-356）第五，古代商品生产发展，商人、高利贷者日益活跃，他们一方面兼并小农，占有大量奴隶；一方面腐蚀贵族奴隶主，与诸侯王“分庭抗礼”，这是奴隶制经济发展所出现的矛盾；第六，奴隶制社会的矛盾，除奴隶与奴隶主、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外还有新兴奴隶主与氏族贵族奴隶主的矛盾，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吴起改革、商鞅变法等，即属于这类矛盾，“其间并没有什么进行封建改革的意义。”[7]（P356）汉武帝“算缗钱”是贵族奴隶主与商人奴隶主争夺财富的矛盾爆发。第七，关于法律，周文王“有亡荒阅”的规定、晋铸刑鼎、子产作刑书，“既是针对奴隶的，同时也是保证新兴的富有奴隶主的利益。”[7]（P356）
    按照这样的理论和标准，尚钺先生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划分，确定在汉魏之际。为了支持他的“魏晋封建说”，他对“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两汉封建说”进行了辩驳。认为“西周主要的农具基本上仍然是使用木器、石器和蚌器……由于没有铁器，农业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如牛耕、深耕细作等在西周时代也不存在。”[7]（P340）再就土地所有制形态来看，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王有”，土地私有权没有完全或最后形成，农业生产由农村公社和家庭公社组织进行，公社内的“私田”仅归私人使用，但不可以自由买卖；再次，世袭贵族通过“授民授疆土”，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者。基于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无法构成封建的剥削性质的。关于“战国封建说”，他指出：“不论是资料或理论上，都不能使人构成一个象社会历史巨大变革的印象……头脑中连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系统也未能建立起来，相反地，从整个历史发展线索来看，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不仅看不见如奴隶制经济形态的解体现象，反而构成了一种生产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合理线索。”[7]（P340）“两汉封建说”者的主要依据是汉代已有租佃关系和小农经济的存在。尚钺先生说：“小农经济和租佃关系发生的时代，是在原始公社解体时期。因此，仅凭这些现象是不能作为论证封建社会存在的决定性证据的，因为这些小农和租佃关系是封建社会的或是奴隶社会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特别是当时整个经济基础，才能比较明确的认识到这种小农和租佃关系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7]（P342）汉代生产工具落后，技术原始，生产率低下，而贵族生活又“是那样的奢侈，兼并土地和掠夺奴隶是那样的厉害”，小农无法维持再生产，不得不“把土地交给豪民而为他耕作”，通过“见税什五”苛刻的租佃关系“寻得一种保护”，这“正是奴隶制度下的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向奴隶命运沉沦变化的步骤。”因此，“说汉代是封建社会，实在难以另人信服。”[7]（P343）
    对于古史分期讨论，尚钺先生指出：“不仅要从横的方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研究；还要从纵的方面联系起来考察，即要上溯夏商，下及两晋南北朝。”[7]（P346）自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他列举了四方面的变化：第一，由商品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他说：“从战国到汉代，虽然基本上仍是自然经济的社会，但在其中，商品生产和流通却不断发展，且呈现某种程度的活跃，甚至连贵金属也成为贷币；而到了两晋南北朝朝代，自然经济却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前一阶段颇为活跃的商品货币关系却长时期地（不是短暂地）极度衰落了，物物交换成为主要形态。”[7]（P346）第二，农奴制劳役制的变化。曰：“主张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同志认为，西周时，农奴制和劳役经济占主要地位……而主张战国秦汉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同志们，往往把‘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解释为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租佃关系，对于两晋南北朝大量存在的‘免奴为客’的现象，也将作如何解释呢？”[7]（P346-347）对于这一变化，何兹全先生归纳为“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5]。第三，官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的变化。曰：“从战国到两汉，在官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都不断发展，直到两晋以后，才没落下去。把不断发展的奴隶制手工业，解释为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也很难另人信服。”[7]（P341）第四，学术思想的变化。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中产生了‘百家争鸣’，汉武帝时虽‘独崇儒术，罢黜百家’，但在西汉后期至东汉，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天人感应’到阴阳五行的谶纬的宗教思想。佛教也在这时起传入。东汉末作为宗教的道教又形成为一种社会势力；另方面，东汉初又产生了以王充为代表反对迷信和谶纬说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此外，文艺、科学都有进一步的高涨。对于这些现象又将怎样解释呢？适应什么社会要求产生这些上层建筑呢？这些上层建筑的基础又是什么呢？”[7]（P347）他所总结的这些历史变化与问题，均是其“魏晋封建说”的重要论据。
    此外，尚钺先生还提出通过经济现象揭示阶级对立关系；从人身隶属关系和剥削方式的变化，观察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停滞、倒退的线索，再由这个线索追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土地制度的变化、商品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官营手工业的变化对封建社会发展影响等方面，考察中国封建经济关系。（注：见尚钺：《<中国封>序言》，载于《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也是其“魏晋封建说”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