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尚钺先生的学术贡献
    “魏晋封建说”的首倡者应该说是陶希圣。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陶希圣在经过一段摇摆不定之后，终于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断在魏晋，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影响了何兹全先生。何先生曾回忆他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说：“北大四年，予我影响最大之人莫过于陶希圣，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我治中国经济史，主要受他的影响。”[5]（P14-15）何先生的“汉魏之际封建说”“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见端倪。”[8]而此文的撰写又是受了陶希圣的“启发”。对于陶希圣的学术思想，何先生也有比较公允的评价。他说：“当时北大史学系的教授依学术思想渊源，大体可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可由钱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划在这一派里；一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的学派，以胡适、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乾嘉加点辨证唯物论，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要说明的是，我是从学术观点的角度说陶希圣有点辨证唯物论，在政治组织上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而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这使他成名，在学术上有高人之处。陶希圣的史观是不纯的，他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5]
    正因为陶希圣等人的史观不纯，所以有学者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所涉及的古史分期讨论，排除在学术之外。田居俭说：“当年那场讨论，严格地说，还算不上真正的学术讨论，因为它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和各种伪马克思派的掣肘，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驳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展广泛的讨论，还是全国解放以后三十多年的事情。”[9]按照这样的看法，陶希圣对于“魏晋封建论”仅仅是提出而已，而对此说予以正确论证，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向学术界表明了其“魏晋封建说”。《中国历史纲要》的撰著始于1951年，这说明起码在此时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已有了成熟的考虑。而且本书在出版前，还征求了尹达、侯外庐、张政烺、唐长孺等先生的意见，张政烺先生亲为本书选择插图，这都表明了本书的学术地位。
    尚钺先生的“封建说”是以他的古史分期理论为基础的，而其古史分期理论又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基础上的。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变革，起码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相当成熟了。1944年，他在《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释臿--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认为社会制度的演变，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工具，社会关系则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变革，还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决定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才能找到正确的线索和说明。”[7]（P294）这可以说是其“封建说”的端倪。至50年代初，其“封建说”形成。
    1955年以后，是尚钺先生“封建说”的发展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序言》、《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序言》、《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等论文，对其“封建说”作了系统的论证。他的论证基本上是循着“奴隶社会怎样崩溃，封建社会又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因此，他先从先秦生产形态着手，探讨早期奴隶制下氏族公社与农村公社的变化。他将奴隶社会分为两个时期：“大约在舜、禹之时，古代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在父系氏族时期奴隶制已经产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从西周到春秋，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基本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从战国到西汉，是中国奴隶制从发展到没落的阶级。”[10]封建的生产关系孕育于奴隶制的发展与没落阶段。“西汉初期就已产生了封建关系的萌芽，直到魏晋，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1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代，乃至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水岭。”[7]（P352）宋、元是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末期。20世纪50年代，尚钺撰著《中国通史讲义》（即《尚氏中国古代通史》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将奴隶制、封建制的发展演变过程具体划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奴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西周到春秋战国，中国奴隶制的崩解与封建制度的形成--秦两汉到南北朝，封建制度的发展--隋唐五代，封建主义最高阶段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宋、元、明、清。按照“魏晋封建说”，构建了他的古史系统。从尚钺先生关于古史分期研究的总体情况看，他对奴隶制的兴衰，研究得较为充分，而对封建制度形成的探讨，略显薄弱。
    奴隶制如何瓦解？封建关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问题给予较为充分说明的是王仲荦先生。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第3、4、5期）发表名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以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线索，以依附民（即农奴）阶层的形成为标志，描述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衰与兴的过程。认为夏至战国为原始奴隶制；战国初至东汉，较发展的奴隶制占统治地位；自汉武帝时，大量“流民”出现，至东汉末，黄巾起义，埋葬了奴隶制，引起了封建关系的急剧发展，旧的奴隶与奴隶主的生产关系，不得不让位于新的依附民与封建主的生产关系，至魏晋，形成了封建制；封建土地所有者与依附民“部曲”、“佃客”构成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基本阶级；魏晋时，封建制的优越性并未立即显露出来，到了南北朝，封建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为唐代的昌盛作了准备。王仲荦先生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尚钺先生有关研究的薄弱之处，而且沿着尚先生的学术思路，将“魏晋封建说”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