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1927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回国后，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任教，与李达、侯 外庐等被誉为“红色教授”。在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以积极勇敢的姿态捍 卫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郭沫若等一起，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1934年，他写成《史前 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两部专著，前者是吕振羽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 史学著作，该书批判了托派、新生命派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和奴隶制问题上的谬误和 苏联学者马札亚尔的观点，并对中国历史分期进行了新的划分；后者是一本系统阐述殷商奴 隶制社会说和西周封建说的专著，提出殷商奴隶社会说，在当时古史分期中是一个具有创新 意义的观点。1937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法，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哲学和政 治思想发展的脉络。这三部书是吕振羽早期的史学代表作，尽管对材料的选择和运用，尚有 粗疏错误之处，但它们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历史的研究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 从而把中国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古代社会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1924年，翦伯赞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回国后，他踊跃加入了社会史问题论战，先后 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和《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 》等论文，批驳了当时在中国社会性质上的错误观点。从此，翦伯赞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问题。《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纲》是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形成和发展时期的代表作。
    《历史哲学教程》是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阐述历史哲学基本问题的一部著作。该书的写作 目的是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当时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其内 容涉及到历史科学的任务与特性、历史发展的合法性、历史的关联性、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 诸问题，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和历史发展的普遍联系的 理论，并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根据这个道理，从事于人类历史之活生生的全面的研究。 [21]该书从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并对当时各种歪曲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史纲》一、二卷，是记叙史前到秦汉历史的专著。作者以科学的态度，扫除了历史 中“飘浮于神话与传说中扑朔迷离的阴影”，将史前史“从神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把 中国的历史推到了它的出发点，恢复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前期的面貌，深入细 致地剖析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该书在体例上和吕 振 羽、范文澜等人的著作一样，既打破了传统史学以三皇五帝、文、武、周公为系统的帝王家 谱式的旧体系，也突破了“疑古”派东周以前无史的虚无主义；在资料运用上最大限度地使 用了中国古文献资料，并对它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考核，同时又充分、科学地利用了考古资料 ，利用了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新发现。该书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史料结合较好的一部通史著作。
    1927年，侯外庐勤工俭学到巴黎，回国后，在哈尔滨政法大学、北平大学法学院、师范大 学等校任教。1930年代起，侯外庐在从事翻译《资本论》的同时，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史的 研究工作。1934年，写成《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书出版，该书是侯外庐用马克思主义方 法论指导研究历史的一次宝贵尝试。1939年，侯外庐发表《社会史导论》，是他正式转向史 学研究的标志。他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生产方式的理论提出了生产方式“是指一种指导 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倾向的、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特殊结合关系”的新见解，在当 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0年代，侯外庐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为主。1943年，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 》。该书针对以前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对古代史料未能以正确方法进行处理等“偏差”，在 确定中国古代（这里指奴隶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前提下，谨守考证辨伪之法 ，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同中国古代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关于家族、私有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得到引申和发展。《中国古代思想学 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册是侯外庐研究思想史的两部专著。前一本书着重 解决先秦思想史上一些疑难问题。后一本书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论起，一 直写到清末民初的王国维，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与社会经济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 了 较为深入的研究，是当时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开拓性著作。两部书的相继完成， 奠定了侯外庐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地位。
    以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为代表的留学生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卓越成就，是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标志，尽管有的成果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但正是由于他们的不 懈努力，才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中国渐成燎原之势，推动了中国现代新史学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