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概论”是一门新兴学科，得到史学界的广泛重视。至今，这个学科已出有四本专著，即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1983年出版）、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1984出版）、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1985年出版）、赵吉惠著的《历史学概论》（1986年出版）。（以下分别简称白本、葛本、吴本、赵本）短短几年，有此成就，反映出史学界对史学理论研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反映出我国史学研究已进入新的阶段和达到更高的水平。1979年国家教委在武汉会议上决定“史学概论”做为大学历史系的必修课。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史学概论的研究和教学在体系上、内容上虽然还有许多异议，但有逐渐明晰和一致之趋势。当然，还必须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下面谈一下读四本书的印象及从中得到的体会与启迪。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历史、历史学家、史学”三者的内涵与外延及其三者相互间的关系，才有资格谈史学及其概论。简单地说历史是人类和自然客观地发展过程，这里我们所论及的主要是人类史。史学是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进行反思而总结出来的主观意识，如《史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史学家是一个能动的主体，把零乱的、无形的客观历史凝炼出一种有助于人类未来发展的理论体系--史学，史学家使人类更加明确地认识自身。英国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指史学）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①“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②“自然的历史是从善开始，因为它是上帝的工作，自由的历史是从恶开始，因为它是人的工作。”③这里道出了一个事实，史学是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进行主观加工的产物。上述观点中没有强调主观意识（史学）的来源（客观历史）的问题，表面上容易迷惑人，其实它们是唯心的。但它们揭示了一个很少被人注意的角落--史学和史学家的关系。史学家（主体）并不是可以任意地创造历史，他必须是从历史在今天现实生活的沉淀中去反思历史，解释现实社会存在的疑虑，做为人类未来生存的借鉴和预测。史学家必须以客观史料为依据。从人类的整体出发，实事求是地洞察人类与自然的斗争史，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历史，同时还要注意人类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对知识的掌握的不足而给自身所带来的危机（沙漠扩大化，人口剧增或剧减，战争或瘟疫等等）。史学家要从中寻求出原因，总结出教训，指出一条人类发展的明智之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史学向主体化发展的一个方面。“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吴本对此问题有专门一节“历史和现实”进行论述。另外，由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史学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史学，在阶级社会里，史学具有阶级性。
    上面提到史学主体问题，史学主体总体上是指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生存。”⑤广义的史学主体指历史主体（人类），它具有改造自然与改造自身的能力，具有能动的意识能力，能够对人类的历史进行零散的、无系统的认识。狭义的史学主体指历史学家，也就是本文所提及的史学主体，他们以反思历史，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借鉴之于现实为职业（有时是相对的，有的主体从另一角度或方面被动地去认识历史，如政治家，他们也可以得出有相当水平的历史知识）。专业历史学家有其职业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表达能力，道德水准等各方面的要求，又受史学家所处的时代、地域、阶级等等各方面的限制，这是由历史学科本身以及其学科存在价值决定的。从历史发展来看，与其它学科一样，对学科本身真理的追求，拓展出一条史学家辛酸发展之路，从司马迁到翦伯赞、吴晗（当然他们在政治上不可同日而语）都可证明之。史学家有其自身发展的理论，有其研究历史的独特的技能与方法，有其为人处世的含蓄和干练，有其爱国之赤诚、为正义而献身的可贵精神。诚然，也不乏与此相反之徒。所以，研究史学必须研究我们自身以及历史上我们的同行，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史学的存在价值和发展命运，具体表现在他们如何治史，治史的目的、经验、方法，如何推动史学的发展，而这些又恰是我国史学界长期冷落和忽视之处。如果我们追寻其原因，主要应该是社会原因，其次还有我们史学家本身不重视自己、不重视自己的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更新，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否得当等原因。因之，往往形成在研究历史时把自己无形的排除在历史之外，去盲目研究自己的对象--历史客体，说透彻一点是史学家对自己的价值不够重视（当然不是绝对的）。“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虽然众说纷纭，一般都表现出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强调历史规律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这就是说，认为历史就是自然过程的历史。……第二种倾向强调人是历史主体，强调包括全人类在内的个人的自我解放和发展，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⑥毫不讳言，我国史学家由于某些历史与政治原因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性的理解，包括整个社科界都偏重于第一种倾向。近几年稍有所重视第二种倾向，第二种倾向又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推崇的。其实应该把二者辩证地结合起来，客观地理解主客体各自发展规律以及两者辩证结合的发展规律。
    “史学概论”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史学，而不是客观历史。当然与客观历史有源流关系，客观历史只有通过史学家的作用才能上升为史学，史学家在“历史、史学家、史学”这个过程中起到一个“加工厂”的作用。同时，史学又是史学主体和史学客体这对矛盾辩证发展的统一。我们研究《史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难道不研究司马迁“探禹穴”、遭腐刑、为史令能行吗？研究我国古史分期，不提及郭沫若将是空中楼阁；研究史学史，不提一个一个的史学家的自身发展，将不成其为史学史。所以研究史学，特别是“史学概论”，就必须注意到史学主体，既要研究主体自身的不同发展历程对形成史学的影响，又要研究社会于主体的限制与感召。如此，才能使史学血肉饱满，特征显明，才能使这一学科科学化。四本《史学概论》，在总体上基本忽视了史学主体这一重要方面，而是偏重于客体，即从客体出发，把主体发展看成客体运动的附属品，似乎史学不是主体据现实要求的历史创造。当然，四本书中也不乏对史学主体的论述与涉及，如都有对史学工作者素质等列为专章或专节，或在论述客体时也涉及到主体。但从总体上来说，它是分散的、不系统的、不全面的、没有形成一个体系，或者说没有把史学主体摆在与客体相应的地位，去总结史学主体自身发展的理论。如对史学工作者的素质，大多只是谈应具有什么素质，而没有论述怎样才能具有这种素质？具有了这种素质又怎样去研究史学以及对史学发展有何作用？史学工作者在史学中具有如何地位？等等。四本书缺乏对史学主体研究的主要原因是对史学认识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长期以来，我们教条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导致唯马克思主义经典是科学，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真理的机械论史学。如果有史学家胆敢对自身、对人类主体进行研究，则被视为离经叛道，“主观、唯心”的“桂冠”非你莫属。二、中国史学发展史成绩令人叹服。但遗憾的是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只重于对古代史学的批判、总结与分类，但没有提出象维科、康德、海尔德、汤因比等一样的理论体系），并且中国史学在经世致用方面做得并不够，缺乏大胆地、直接地对现实的颂扬和针砭，而是稳悔的，羞羞答答地给现世从历史陈迹中提出所谓的“借鉴”；（这里又牵涉到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此不多言）更缺乏历史的超前性研究（如对未来的预测，乐观、担忧；现实行为对以后的影响等等）。现实及未来与活生生的人生息息相关，过去是死的人类，只可反思、借鉴，不能把史学家的全部精力都用于论古之又古的东西。重视现实及未来则自然会重视人类、史学家自身的研究。所以，史学认识发展的局限，限制了人们知识结构、认识水平。为此，由于认识的局限，四本书对主体的研究的缺陷当有谅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