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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中国:从地域族群到文化政治(专题讨论三)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学术月刊》 黄达远 参加讨论

边疆在大多数学者眼里,是一个异质性、动荡性更强的社会。如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在中国的地区边境,地方社会显得最异常,样式也最多”①;在清代文献中,同样不乏对西域表达出“殊方绝域”的感慨,这其实反映了“中原本位观”的局限,内地对西域缺乏基本的了解。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不仅要克服地理空间上的险远,而且还要克服语言、文化习俗的差异,从事者寥寥。如西域史地就被称为“绝学”②。
    作为亚洲中部最大的一座山脉③,天山就是内地与“绝域”的一道地理分界线。道光年间思想家魏源记述道:“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维吾尔)北准(准噶尔);而外地则以葱岭(帕米尔)为纲,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北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柯尔克孜),虽同一游牧行国,而非准非回非蒙古矣。”④天山作为天然地理分界线的作用被恰如其分表达,一是天山作为内地与新疆天然分界,二是天山作为内部“南回北准”--南北的分界线。天山南部和北部各有一个地理政区名词来表达: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乾隆时官修的《西域图志》将西域分为“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南路”、“天山北路”,而核心则是记述“天山南北路”⑤。嘉庆年间伊犁将军松筠撰修的《西陲总统事略》,按照“新疆南路”、“新疆北路”来记述⑥,徐松撰写《新疆赋》,分别由《新疆南路赋》与《新疆北路赋》⑦组成,实际上新疆南路即天山南路,新疆北路即天山北路。洪亮吉将流放见闻撰写为《天山客话》⑧,有时天山就作为新疆的代名词。
    天山在我国的先秦文献就有记载。在《山海经》中已经有“敦薨之水”(塔里木河)、“敦薨之山”(天山)的记载。另一部先秦时期的著作《穆天子传》则有周穆王到天池会见西王母的传说。汉代关于西域的地理空间进一步清晰化,《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⑨尽管中原的文献对天山早有认知,但是天山作为西王母的居地,成为“西域”的一个文化象征,清代嘉庆年间流放伊犁的洪亮吉写下《天山歌》:“地脉至此断,天山已包天。日月何处栖,总挂青松巅。”⑩清末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楠在《哈密道中》写道:“汉家明月入胡天,塞外中秋一样圆。立马天山看北斗,故乡回首独凄然。”(11)在时人的观念中,地脉、天涯、明月、胡天、北斗、青松等,“天山”作为“绝域”的意象跃然纸上。
    天山的重要性随着时局的改变而日益引起瞩目。中国为确保陆疆的安全,重视经营新疆。俄国、英国、中国围绕各自的利益在中亚与新疆展开了号称为“大博弈”(12)的地缘政治竞争。尽管中国一度面临“塞防”与“海防”的两难之境,但依然以塞防为重,左宗棠出师新疆,剿灭了一度窃据新疆的阿古柏势力,保全了大片国土,也在“大博弈”中保持了平衡。这种平衡维持了近三十年后被再次打破,俄国、英国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国局势处于半失控的状态,制造了新一轮的中国内陆边疆危机。外蒙古在俄国的蛊惑下迅速宣布独立后显现出连锁反应,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尔泰、图瓦先后从中华民国版图剥离。一直与苏联在东北亚竞争的崛起日本也不甘落后,势力深入中国东北、蒙古等内陆边疆地区,形成与苏联的对抗之势。
    此时日本学术界“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亚洲史”、“东亚史”的史学观念,淡化“中国史”的意图明显,(13)日本史学界的白鸟库吉,在《东洋史上的南北对立》一文中,提出东洋史的大趋势是南北两大势力的对立,是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立,核心观点是“东西交通、南北对抗”,将中国分为两个不同形态的政权,这一观点被郭沫若鄙视为“垃圾”,但没有消除这种观点带来的影响。(14)不无巧合的是,亚欧大陆的另一边有一位法国学者格鲁塞出版了《草原帝国》一书,他以乾隆时期将喀什噶尔与伊犁的统一视为草原帝国的终结,“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18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即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15)将中国历史表述为“草原帝国”与“农业帝国”对立斗争的历史,这种“南北对立”逻辑背后是指向“南北分治”,天山与长城作为区分南北关系的“分界线”,其政治意义陡然上升。
    这一时期有两位国际学者对天山的研究值得重视,一位是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16),另一位是日本学者松田寿男(17)。松田氏的研究继承了日本“亚洲史”的传统,他将亚洲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湿润亚洲”,包含有狭义的中国和印度等;二是北亚的“森林亚洲”;三是中亚的“干燥亚洲”。天山山脉就是干燥亚洲的一个重要地理标志。拉铁摩尔则秉承美国“门户开发”的政策传统,提出“华夷共治”的观点。从学术研究看,与松田氏“历史地理”研究路径形成鲜明区别的是,拉铁摩尔在研究中开辟了一条具有强烈人类学倾向的道路。他的眼光也更为明确,从“区域”的比较中发现“新疆”的特殊性。“新疆以西,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部分地区、波斯、近东,有着与新疆类似的地理形态;新疆以东,甘肃、宁夏的情况也类似,这两个地区对于新疆的影响犹如内蒙古与外蒙古的关系。”(18)拉铁摩尔与松田寿男构建了一个新的“亚洲史”为背景的天山历史叙事,完全不同于中国王朝史的叙事框架。不过,他们对新疆史的影响却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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