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分化大概是文明发展的常态，连续的“广土众民”的中国，这种情况不符合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何以会背离常态，成为连续的“广土众民”的中国呢？这一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之谜”。从西方引入的一些现成的概念和理论，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显得缺乏说服力。我们希望从本土经验来寻求答案，寻求更有解释力的说法。我认为中国连续性的“广土众民”，在很大程度上与天下观念的兼容性，以及实践中的“弹性”密切相关，这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经验①。
    一
    古代的中国从狭义上讲是指华夏世界，广义上是指包含夷、夏二维的天下，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中国，其疆域与族群和广义上的中国联系更密切。本文的中国是用其广义，故某些关于古代的表述中，中国与天下相同。天下不是简单的“夷狄向慕，万国来朝”，这种以华夏为中心的表述确实是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层面，但不是唯一层面，天下观念具有丰富的维度和层次。这些层次中有些是观念层面的，有些是实践层面的，更多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同时，天下的维度里面不仅包含华夏的表达，它也兼容“夷狄”维度的表达。这就是说这种兼容表现在换一个角度，也就是从夷狄的角度看，天下同样被接受，同样有说服力，同样在实践中有效。不同维度的表达共同构成关于天下的完整的中国经验。
    从观念上讲，对于夷、夏关系，中国人用自己的概念已经讲得最清楚：夷、夏如阴、阳，“中国之有夷狄，如昼之有夜，阳之有阴”②。这是中国人独特的思维，这不是一种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阴、阳的微妙是既对立又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存，处于永恒的对峙与互动的运动中，也就是一种虚虚实实的“势”。阴、阳永远不可能消灭其中一方，夷、夏同样是这样，中国也是这种夷夏之间对立、互动、互融的势的产物。夷、夏二维，缺少任何一方，都不成其为中国。理解中国的关键就是要从这种双向、动态的“势”去把握。对比西方，罗马人对于文明与野蛮是黑白分明的对立，不是文明战胜野蛮，就是野蛮消灭文明，二者界限分明，刚性对立，没有中间状态。罗马人没有给蛮族留下生存空间，只给他们留下消灭，即使容忍蛮族的存在，也是因为确实暂时还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同样，蛮族对罗马人也一样。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就是文明断裂，其结果就是所谓“黑暗时代”。
    正是夷夏如阴阳的这种依存关系，即使从华夏的角度，其实也曲折地反映了“夷狄”方式的存在合法性。“夷狄自有盛衰，未必与中国盛衰相当”③，“夷狄叛服不常，不系中国盛衰”④，在这种表述中夷狄是另一个系统，他们有自己的天命，自有兴衰规律，和华夏盛衰关系不大。这虽然主要是为王朝边患开脱，认为这无损盛世。但夷人自有法度、夷狄自有兴衰，这样的表述本身就隐含了夷、夏二元甚至多元并存中夷狄那一套道理的合法性，承认他们自成系统。这种观念和王朝盛世必须声教远被，四夷宾服的强势表达已经有不同。华夏世界有一套关于天下四夷的“弱表达”，在这种表达中，四夷这一维的主体性无意间被关注。曾布在宋神宗熙宁年间，见朝廷欲灭交趾，他认为：“交人虽海隅尺寸之地，然有国百年，兴衰存亡，必亦自有天数，岂人力所能必？”⑤曾布是想说明交趾这样的小国存亡自有其规律，不是朝廷一相情愿就可以实现征服的，更何况西夏这样的强敌。宋初张知白就曾说：“夫戎狄者，亦天地之一气耳”⑥；元符二年，章楶在讨论对西夏边防时也说：“臣闻夷狄，天之一气，从古无灭绝之理”，所以“使中国形势常强，四夷不敢侵侮，畏威听命，乃是治安之策”⑦，而不在于出兵深入。宋代士大夫一般是承认夷狄一维的合法性，能够理解夷狄自有其天命的道理，他们更熟悉这种弱表达。所以，用阴、阳来比喻夷、夏最贴切，古人虽认为阴不好，但也知道阴、阳相依而成，阳永远不可能消除阴，就如夷狄是天之一气，没有灭绝的道理。古人进一步认为“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⑧，“蛮夷之俗不知礼法，与中国诚不同；若其恋父母骨肉，保惜山林、土田、资产，爱生而惧死，其情一”，边患多为边吏不法侵扰、邀功生事导致的事端⑨。夷夏之间风俗有异而人情相同，“华夷万里，异生不异情”⑩，夷狄不是禽兽，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夷夏之间的相通，这种认识很大程度已经把夷夏放在了相对平等的位置。
    其实通观历史，除极少数“多欲”的帝王，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弱表达才是华夏天下世界的主流。唐代史臣在评论隋炀帝发动一系列对外征服战争时批评他：“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模”，是“思逞无厌之欲”（11）。“殷、周之制度”与“秦、汉之规模”之别，大致相当于这里说关于天下的弱表达与强表达。宋人对此义理探讨很深入，“秦皇汉武只为与外域角力，以致中国疲敝，春秋之待夷狄自有道，不徒以力也”（12）。范祖禹讲得更明白，“彼虽夷狄，亦犹中国之民也，趋利避害，欲生恶死，岂有异于人乎”，“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为州县，是崇虚名而受实弊也”，他批评唐太宗：“太宗矜其功能，好大无穷，华夷中外欲其为一，非所以遗后嗣，安中国之道”（13）。“秦、汉规模”的征服强烈欲望是被儒家主流价值批判的，是“多欲”的表现。征服与占领的强势表达从来不是天下观念的主流价值，天下观念更注重华夏世界在象征意义上的正朔、朝贡的实现，这才是阴阳相安的待夷之道。这样，“务安诸夏，不事荒要”，“不以四邻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成为对外关系的主导政策。即使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当突厥启民可汗上书要求“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的华化要求时，也委婉拒绝“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类之别，弥见天地之情”（14），认为夷夏之别是天地固有之情势，不必强同，炀帝也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选择强表达。从舞干戚以服化夷狄的积极进取的强表达，到不以夷狄累中华的相对隔绝的弱表达，华夏世界的天下里面，夷夏进退的强弱表达有一个宽泛的度可以掌控，二者对中国同样影响深远，华夏世界可以根据国力情势选用，回旋的空间很大。